爱国人士事迹 400字

2020-02-19 06:41栏目:爱国的民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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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锋出差去安东,去参加沈阳部队工程兵军事体育训练队。他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

  从抚顺一上火车,他看到列车员很忙,就动手干了起来。擦地板,擦玻璃,收拾小桌子,给旅客倒水,帮助妇女抱孩子,给老年人找座位,接送背大行李包的旅客。这些事情做完了,他又拿出随身带的报纸,给不认识字的旅客念报,宣传党的政策。一直忙到沈阳。

  到沈阳车站换车的时候,他发现检票口吵吵嚷嚷围了一群人,近前一看,原来是一个中年妇女没有车票,硬要上车。

  人越围越多,把路都堵住了。雷锋上前拉过那位大嫂说:你没有票,怎么硬要上车呢?那大嫂急得满头汗地解释说:同志,我不是没车票,我是从山东老家到吉林看我丈夫的,不知啥时候,把车票和钱都丢了。雷锋听她说的是真情实话,就说:别着急,跟我来。他领着大嫂到售票处,用自己的津贴费被了一张车票,塞到她手里说:快上车吧,车快开了。那大嫂说:同志,你叫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我好给你把钱寄去。雷锋笑道:我叫解放军,就住在中国。就转身走了。那位大嫂走上车厢还感动得眼泪汪汪的向他招手。

  雷锋从安东回来,又在沈阳转车。他背起背包,过地下道时,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拄着棍,背了个大包袱,很吃力地一步步迈着,雷锋走上前去问道:大娘,你到哪去?老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俺从关内来,到抚顺去看儿子呀!雷锋一听跟自己同路,立刻把大包袱接过来,手扶着老人说:走,大娘,我送你到扶顺。老人高兴地一口一个好孩子地夸他。

  进了车厢,他给大娘找了座位,自己就站在旁边,掏出刚买来的面包,塞了一个在大娘手里,老大娘往外推着说:孩子,俺不饿,你吃吧!别客气,大娘,吃吧!先垫垫饥。孩子,孩子这亲热的称呼,给了雷锋很大的感触,他觉得就像母亲叫着自己小名似的那样亲切。他在老人身边,和老人唠开了家常。老人说,他儿子是工人,出来好几年了。她是第一次来,还不知道住在什么地方哩。说着,掏出一封信,雷锋接过一看,上面的地址他也不知道,但他知道老人找儿子的急切心情,就说:大娘,你放心,我一定帮助你找到他。

  雷锋说到做到,到了抚顺,背起老人的包袱,搀扶着老人,东打听,西打听,找了两个多小时,才找到老人的儿子。

  嘿,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雷锋却并没当一回事。

  雷锋关心群众是一贯的。有一天,他正在部队驻地附近擦洗汽车。突然阴云聚扰,下起了雨。他连忙拉开帆布盖车,一抬头,发现公路上有个妇女带着两个孩子,怀里抱着个小的,手里拉着个大的,肩上还背着个包袱,叭叽叭叽膛着泥水,在大雨中吃力地走着。雷锋跳下车来,迎上前去一打听,原来她姓纪,从哈尔滨来,要到樟子沟去。她发愁地说:兄弟呀,叫雨浇得,我都迷糊了,往哪走是正路呢?雷锋听了,看看她背这么大的包,还带两个孩子,天又快黑了,下着这么大的雨,怎么走呀!就说:大嫂,你在这里等等…….他连忙跑回宿舍,拿来了自己的雨衣给纪大嫂披上,接过孩子来替她抱着,冒着风雨送她们回家。

  一路上,那孩子冷得直打哆嗦,雷锋又脱下了自己的衣服给孩子穿上,一直走了将近两个小时,才把她们送到家。纪大嫂感激地说:“兄弟,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的情意啊!雷锋说:军民是一家,何必说这个……

  风还在刮,雨还在下,天也黑了。纪大嫂和家里人再三劝他宿下,等明天天晴了再走。雷锋想:刮风下雨算什么?一定得赶回部队,明天还要照常出车呢!就辞别了他们,又浑身湿淋淋地冒着风雨连夜跑了回来。已赞过已踩过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评论收起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时,设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门前的联合国旗降了半旗。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先后去世,联合国还没有为谁下过半旗。一些国家感到不平了,他们的外交官聚集在联合国大门前的广场上,言辞激愤地向联合国总部发出质问:我们的国家元首去世,联合国的大旗升得那么高,中国的总理去世,为什么要为他下半旗呢?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站出来,在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台阶上发表了一次极短的演讲,总共不过一分钟。他说:“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这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她使用的人民币多得我们数不过来。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分钱存款!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总部将照样为他降半旗。” 说完,他转身就走,广场上外交官各个哑口无言,随后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这故事首先告诉读者,联合国为悼念周恩来总理而下半旗是没有先例的。有一个“破例下半旗”的前提,才可能有后面那精彩的演讲。说故事的人大概想以此证明周恩来享有很高的国际的荣誉,破格悼念显得人格非凡。

  可惜这是不真实的。联合国为悼念周恩来下半旗并不是破例之举。联合国于1947年制定了一部旗典(Flag

  Code)。其中有关致哀的规定是:凡成员国的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去世,必须在纽约总部和日内瓦的办事处降半旗致哀一天。因此1976年1月为周恩来降半旗只是例行公事。

  没有破例这个前提,后面的故事就显得荒谬了。没有听说有哪个国家驻联合国的使节会为了例行公事而“言辞激愤”。真有这样的不懂联合国的基本规章的外交官的话,他们应当感到“羞愧”而不是“激愤”。当然,秘书长也就不需要做特别的说明了。

  杜撰出来的那段秘书长的“极短的演讲”以及它产生的戏剧般效果,本身很有问题。硬要把中国特色的感情推销给洋人,杜撰一个“老支书”式的联合国秘书长。

  周恩来生活俭朴,这已经有很多人证明。但并没有哪一份文件告诉我们说周恩来逝世时的银行存款余额具体是多少。中国没有公布国家领导人个人财产的制度。联合国也从不要求成员国报告其国家领导人的收入情况。秘书长无从知道周恩来个人的财务状况,怎能信口说他存款是多少?

  “没有存款没有子女”的确是那时中国人民爱戴、悼念自己的总理的一个理由。它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当时中国处在热烈的革命状态。革命革到一贫如洗、革到家庭遭受损失的人被认为是坚定的。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它在中国以外的、人性不曾灭绝的地方,就未必同样令人赞赏。特别是没有子女,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人生的缺憾,绝没有任何“革命美德”的含义。真正尊敬爱护周恩来的外国友人是不愿意去议论这一点的。特别是在悼念的场合下更不应该提起。而该故事却让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大张旗鼓地推崇这种状况,似乎还鼓励别的国家领导学习:“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云云。试问这个“秘书长”:做到“身后无子女”这一条是什么好事吗?你打算让那些已经有了子女的各国领导人怎样去“做到”这一条以便赢得尊敬?讲出这种话,哪里是什么“秘书长”,分明是个中国民间老冒。

  这种故事如果在“广大工农兵群众”里流传,倒不奇怪。对国外的情况不了解,难免把自己的思维习惯套在外国人头上。奇怪是一位名叫吴妙发前驻联合国的官员也这样讲。而他“回忆”起这故事的过程也很奇特。他在90年代曾单独或者与人合作出过多部关于乔冠华和联合国的书。在至少两本书中他记载了在联合国悼念周恩来的情况。均无一字提到上述故事。只提到了“中国代表团驻地”降半旗、布置灵堂、以及各国外交官的前来悼念等事情。没有一丝联合国总部降旗以及广场上响起“雷鸣般掌声”这些情节。

  而到2002年1月,他却突然杜撰出了这个故事。文章登在1月8日的人民网上。他声称“这是联合国建立50多年以来罕见的事情”。还有鼻子有眼地说:“当年我站在联合国广场聆听了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对此作出的既感人又意味深长的讲话。”这实在是令人称奇。在联合国工作多年的吴先生怎么会不晓得“联合国旗典与规则”?1976年时中国所有报刊,包括毛主席他老人家,都讲中国有八亿人口。吴先生怎么会“聆听”到秘书长讲出“中国有10亿人口”这样超前的统计数字?中国出使联合国的人很多,何以别人没有见到,独吴先生见到了如此“罕见的事情”?又何以他要把这“罕见的事情”压了那么多年才肯说出来?

  看了同为驻联合国的中国外交官宗道一批评吴妙发的一篇文章后,才对这位吴外交官的轻率妄言习惯有所认识。宗道一指出吴妙发所著的三部关于乔冠华与联合国的书里存在着多处错误、抄袭、和编造现象。例如把周恩来会见瓦尔德海姆的照片说成“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历史一刻”,他大段抄袭熊向晖等人的书作,添油加醋地编造领袖言论,竟还能把宣读520声明的情形描写成“毛主席那洪亮的声音,坚定的语调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等等。宗道一不得不规劝吴妙发:“须知创作不应抄袭,史作不该杜撰。这是常规,并非苛求。”

  原来是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作者。其故事的可信度可想而知了。杜撰情节,用假故事去“缅怀伟人”。这样的做法不能为周恩来增光,反给周添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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