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的爱国人士的故事

2020-02-15 00:15栏目:爱国的民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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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叔牙(生卒不详)鲁国平阳(今新泰市汶南镇鲍庄)人,春秋时齐国大夫,以知人善任著称。少年时与管仲友善,两人合伙经商,每次赚了钱,管仲总是多分给自己,少分给鲍叔牙,鲍叔牙从不计...

  鲍叔牙(生卒不详) 鲁国平阳(今新泰市汶南镇鲍庄)人,春秋时齐国大夫,以知人善任著称。少年时与管仲友善,两人合伙经商,每次赚了钱,管仲总是多分给自己,少分给鲍叔牙,鲍叔牙从不计较,这就是有名的“管鲍分金”故事。齐襄公乱政时,管仲随公子纠奔鲁,鲍叔牙随公子小白出奔莒。襄公被杀,纠和小白争夺君位,小白得胜即位,即齐桓公。桓公想任鲍叔牙为相,鲍叔牙却力劝桓公释放管仲代己位。在管仲的辅佐下,齐桓公得以称霸诸侯,齐国成为强国。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少鲍叔能知人也。”

  柳下惠(生卒不详)展氏,名获,字禽,又字季,春秋时鲁国大夫,曾为士师(掌管刑狱的官)。因食采柳下(今新泰市宫里镇西柳村),遂姓柳氏,谥号惠,称柳下惠。他博文达理,外和内介,以善于讲究礼节著称于世。孟子把他和伯夷、伊尹、孔子并提,称赞他是“圣之和者也”(《孟子·万章下》),“和圣”也就成了柳下惠的美称。《荀子·大略》还记载了柳下惠“坐怀不乱”的故事,于是后人将其誉为作风正派、品德高尚的男子。柳下惠死后,葬在柳下村北,紧濒汶水,历代对其墓都妥为保护,至清代,墓犹高如山陵,俗称“王坟”。至今,柳下祠堂尚存展开我来答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 屈原是楚怀王时的大臣, 「博闻强志, 明於治乱, 娴於辞令. 入则与王图议国事, 以出号令; 出则接遇宾客, 应对诸侯, 王甚任之」. 因为他受到楚怀王的重用, 引起上官大夫及令尹子兰的嫉妒, 就在楚怀王及继位的顷襄王之前毁谤屈原. 楚王汏而逐渐疏远屈原, 连带的也不采纳他的谏言, 最后甚至将屈原放逐. 屈原满怀悲愤, 落拓江湖, 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后, 怀石投汨罗江自尽. 屈原死后数十年, 楚国终因谗臣误国而为秦所灭. 但是屈原这位忠而见疑的悲剧英雄还活在楚国姓的心中. 下面这个故事可以用来说明楚人爱戴屈原的心情.

  据说屈原投江后, 楚国的百姓哀痛异常, 纷纷涌到汨罗江边去凭吊屈原. 渔夫们起船只, 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尸身. 有位渔夫还拿出事先准备的粽子, 鸡蛋等食物, 扑通的往江里面丢, 说是让鱼假吃了, 就不会去咬屈大夫尸身. 一老医师则拿了一坛雄黄酒倒进江里, 说是要药晕了蛟龙, 使它不能伤害屈大夫. 过不了多久, 水面上浮起了一条昏晕的蛟龙, 龙须上还沾著一片屈大夫的衣襟. 人们就把这恶龙拉上岸, 抽了筋,然后把龙筋缠在孩子们的手睕, 脖子上, 又用雄黄酒抹七窍, 使那些毒蛇害虫都不敢来伤害这些小孩子. 据说屈原投江的那天是五月五日. 从此以后, 每年到了五月五日, 人们都要划龙舟, 吃粽子, 喝雄黄酒来纪念屈原. 有些地区, 则在端什节插菖蒲或艾草於门上, 这固然是因为蒲艾有禳毒的功用. 不过, 关於这项艾习俗的起源, 民间则有一种说法.

  唐朝僖宗年间, 黄巢领兵造反, 所到之处, 杀人百万, 血流成河. 老百姓只要一听见黄巢来了, 就急急忙忙的逃难. 这一年五月, 黄巢的军队攻进河南, 兵临邓州城下, 黄巢骑马到城外勘察地形, 只见一波波的老弱妇孺涌出城外, 他看见一个妇人背著包袱, 一手拉著一个年纪小的男孩, 另一只手却抱著年纪较大的男孩. 黄巢感到很奇怪, 就下马问道: 「大嫂, 你急急忙忙的要到哪里去」那妇人回答: 「听说黄巢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大坏蛋, 不日就要攻进邓州. 城里的男人都被徵调去守城, 我们这些老老小小, 不如早些逃命」. 黄巢又指著小孩问她: 「你为什麼手牵小的, 却怀抱大的呢」那妇人就说: 「怀里抱的, 是大伯家唯一的活口.手 里牵的才是我亲生的儿子. 万一情况危急时, 我宁可丢掉自己的儿子, 也得为大伯家留下一支根苗」. 黄巢听了, 深受感动, 就对那妇人说: 「大嫂, 好快快回去, 用菖蒲和艾草插在门口, 这样黄巢的军队就不会伤害你了. 」妇人听了, 将信将疑, 不过她还是回到城里, 把这个消息传了出去. 第二天正是五月端阳, 黄巢的军队攻进城里, 只见家家户户门上都挂弓菖蒲艾草. 为了遵守对那位妇人的承诺, 黄巢只得无可奈何的领兵离去, 全城因而得以幸免於难. 为了纪念这件事, 此后每到端午节, 大家就会在门上插菖蒲, 艾草, 这项习俗一直流传到今天.

  徐特立出生在1877年。青年时期,他就酷爱读书,认为读书可以“明人生之理,明社会之理”。18岁时,为了谋生,他在做医生还是当塾师之间选择了后者,从此开始了“一生都教书”的道路。然而,他白天教学生读书,晚上自己还要去拜先生学本领,因为“自己明理了”,才能“把所明之理教给学生”。

  徐特立读书时很讲究方法,积累了一套自学经验。20岁的时候,他准备读八股文,参加那时候的科举考试。有一次,他步行80里路,跑到长沙城里,拜访有名的陈云峰先生,想请陈举人看看自己的八股习作写得怎样。老举人看过他的八股文,下了一个评语:尚有“一隙之明”。接着问他:为什么不读书,而要读八股?陈举人耐心地告诉徐特立:明清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八股文形式死板,是束缚人们思想、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半年之后,徐特立又去拜访陈云峰,陈举人这次送给他一把扇子,并在扇面上题写了一段话:“读书贵有师,尤贵有书。乡村无师又无书,但书即师耳。张之洞《书目答问》即买书之门径,《輶轩语》即读书门径,得此二书,终生受用不尽。”徐特立非常高兴,马上跑到书铺买了《书目答问》和《輶轩语》带回家,当做自学指南。以后,他再也不做八股文了,而把“读书贵有师,尤贵有书”牢记在心。后来回忆往事时,徐特立很有感触地说:“我一生知道读书的方法,就得益于那位举人先生。”

  读古书很费时间和精力,徐特立从不贪多,他遵循着两条原则:一是“定量”,一是“有恒”。比如《说文解字》中部首有540字,他每天只读两个,计划一年读完。他认为光贪多,不能理解和记忆,读了等于不读。他在教中学生的时候,也是这本书,要求学生每天课余记一字,两年学完,有些学生偏要星期六同时学6个字,结果,到默写的时候,多半人都写不出来。他说这就是“不按一定分量、不能保持经常学习的害处”。

  “不动笔墨不读书”是徐特立的一句名言。在湖南一师教书的时候,他发现一般学生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阅读时贪多求快,不求甚解。他就把自己长期刻苦自学得到的经验介绍给大家。他认为,不怕书看得少,只怕囫囵吞枣不消化。他教育学生,读书要注意消化,要学会思考并评定所读的书的价值。他教给学生,读的时候,要标记书中的要点,要在书眉上写下自己的心得体会和意见,还要摘抄自己认为精彩的地方。这样读书,读一句算一句,读一本算一本。那时,他的学生中实行这种方法最坚决、最有成绩的是。他几年中就写了几网篮的读书札记,文学和思想修养水平提高很快。

  徐特立读《联共党史》的时候,开始书店只出了上册,他就买了一本阅读。后来听说有了苏联版本的上下册,他就借了下册抄读,因为是节抄,就要做详细分析后再抄,结果,他对于《联共党史》下册的了解比上册深刻。于是,他再回来把上册节抄一次。由此,他又得出了一个结论:买书不如借书,读书不如抄书,全抄不如摘抄。

  1919年,43岁的徐特立已经是一位在湖南省颇有声望的教育家了。但是,当他得知蔡元培、李石曾等教育家发起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时,又积极地加入了这个行列。许多人表示惊讶,但是徐特立是慎重考虑后才决定的。勤工俭学的宗旨是“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增进劳动者之知识”,徐特立很赞赏这个宗旨,他说:“我今年43岁,不觉就到44、45,一混60岁就来了。到了60岁,还同43岁时一样无学问,这17年,岂不枉过了日子?这17年做的事情,岂不全无进步了?到了60岁时后悔,那更迟了,何不就从今日学起呢?”于是,他放下教师的架子,以一名普通的老年学生的姿态,和青年们一起奔赴法国,去学新知识、新本领了。

  徐特立60岁的时候,在一篇3000字的自传里,提到自己“一生都是教书。从蒙馆、初小、高小、师范、一直到高等师范,我都担任过教员。在高等师范当教员时也没有脱离小学校职务,因为我爱教小学生。”徐特立从宁乡速成师范毕业以后,怀着“创造事业”的理想,就和两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创办了梨江高等小学堂。半年以后,徐特立应邀到长沙周南女校任教。辛亥革命以后,为了发展小学教育,徐特立白手起家,办起了长沙师范。当时,为解决家乡农民子弟求学问题,还自费办了一所五美小学。后来,他又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参加革命以后,他在中央苏区担任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培训扫盲骨干,开展扫盲运动;又艰苦创业,办起了中央列宁师范。在艰苦的长征途中,徐特立也没有忘记自己教育家的职责,抓住每一个机会,教战士们学文化,他的热情、耐心使战士们深受感动。

  徐特立办教育,有自己的主张,敢于向历史的偏见挑战。过去,学校的大门不向贫苦大众开放,徐特立创办长沙师范时,就大胆地招收了一个铁匠和一个退伍兵,破了先例。这件事在教育界引起了一些人的闲言碎语,有人嘲笑他是补锅的,还给他起了个绰号——“徐二镥锅”。徐特立反而很高兴、很自豪。在教学实践中,他平日最喜欢贫苦学生,他办过夜校以给他们更多的受教育机会,知道他们并不缺乏聪明才智,从他们中间是可以造就人才的。

  徐特立主张教育民主,注意引导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他在长沙师范当校长的时候,当时14岁的田汉和几个喜欢文学的同学,经常在自修室的窗户上贴一些打油诗,逗得人们捧腹大笑。其中两首是学习藏头诗的作法,把校长徐特立、老教师首之龙和黄竹村的姓名也嵌了进去。一首说:“特立狂涛骇浪中,宝刀血溅首之龙。”另一首写道:“黄竹村中鸡犬喧。”两位老教师看后气得浑身颤抖,要求校长严斥学生。徐特立安慰了两位老教师后,就立即找来学生。田汉说:“我们对黄先生和首先生毫无恶意,是一时兴起,开开玩笑,逗大家快乐。”徐校长确信他讲的是真话,又觉得诗句中透露着学生的才智,便和气地告诉他们:喜欢写作是一件好事,只是不要把时间、心思花在游戏笔墨中,最好写些有意义的文篇,锻炼自己的才干。校长的谈话鼓励了学生们办《窗户报》的积极性。一时像雨后的春笋,几乎每个自修室的玻璃窗上都贴出了窗户报。田汉办的《祖鞭报》尤为突出,他用痛快淋漓的笔调,抒发了爱国爱民的思想。徐特立便经常把《窗户报》上的优秀诗文,转载到自己编的《教育周报》上,老教师们的态度改变了,学生们更是高兴。

  徐特立不喜欢用强硬的方法管理学生。在任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的时候,他明确提出:“教育学生不应该用强制手段,更不应该用粗暴的态度。中国古代温柔敦厚的‘诗教’,今天学校教育中还用得着。”为了实行“诗教”,他在学生自修室通往教室的走廊上,悬挂了一块大黑板,专门用来写诗。有一次,他得知有一个姓汤的学生和一个姓余的学生,拼命读书,影响了身体健康,觉得很不好,就写诗建议他们停学休息,同时也算对大家敲一下警钟。诗是这样的:

  徐特立很注意节俭治校。有些教师上课,粉笔头总是随手扔掉。而徐特立见了,总要捡起来,留着自己上课、写黑板诗时用。有些学生说他“小气”。他就写下了这样一首黑板诗:

  读了这首诗,说他“小气”的学生明白自己错了。发现有同学浪费饭菜,徐特立就找她们谈话,并且写诗教育大家;看到有两个班的学生学习成绩很突出,徐特立就写诗鼓励她们,说明女生智力并不比男生差……同学们每天都要去读读黑板诗,不论是表扬、批评,还是规劝,都是一次思想品德教育。徐特立给黑板诗起了一个总题目,叫做《校中百咏》。

  徐特立也有严厉的时候,却又与众不同。一次,一个叫粟福基的学生闹事,经过校务会议讨论,决定给予开除处分。徐特立开始是赞成的,可是事后心里总不踏实。他越想越觉得不能把粟福基推出校门不管,他想到这个同学学习不错,也有组织才干,不该轻率开除。他马上派人把粟福基从家里找来,跟他做了一番严肃、诚恳的谈话,然后介绍他到长郡中学继续上学。粟福基十分感动,后来成了长郡中学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

  徐特立“一生都是教书”,他自身的革命精神、高尚的情操和优秀品质被人们喻为“没有字的教科书”,教育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生。

  徐特立断指血书的故事是一本最感人的爱国主义教科书。1906年,他在周南女校教书,有机会阅读了《民报》、《猛回头》、《新湖南潮》等革命刊物,思想上发生了变化,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并指引学生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1909年的夏天,他应约在修业学校作时事报告。他痛斥了帝国主义在中国无所不至的侵略,列举了一桩桩传教士毒害中国人民的惨案,他越讲越愤怒,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忽然,他跳下讲台,跑到厨房取出一把菜刀,当众砍下自己左手的一节手指。他用鲜血写下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八个大字,表示对帝国主义的愤恨和雪耻的决心。因为流血不止,他晕倒了。事后,省内外许多报纸都以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一消息,徐特立的爱国壮举教育了各界人士,激发了许许多多教师和学生的爱国热情。

  作为一位杰出的革命教育家,徐特立一生都保持着朴素节俭的优良品质,这是一本难得的修身教科书。早在湖南一师的时候,徐特立的生活节俭,就是全校闻名的。他的住处简简单单,没有大皮箱,没有大柜,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具,有的只是破旧的书籍。当时,长沙教育界有一个风气,中学教师被认为是有体面的人,出门都要坐轿子,显示绅士派头。可是徐特立却从来不坐轿子。他在长沙师范当校长,又在一师兼课,两个学校相距约10里地,他每次都是往返步行。遇上雨雪天,他就穿着“钉鞋”,打着雨伞,夹着讲义,从不缺课或迟到。一些教师看了很感动,慢慢地也都学着不坐轿子了。

  1937年,徐特立领导着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工作。党中央刚进驻瓦窑堡的时候,当地只有一所学校。一天,徐特立去听课,他穿着破皮袄,腰系一根绳子,学校的教师还以为他是红军的马夫,没在意。第二天,徐特立又和董必武、冯雪峰一起去听课。冯雪峰向教师们介绍了徐特立,教师们大吃一惊,原来那穿着极为朴素的“马夫”,竟是边区教育部部长。有两首小诗描述他在延安时的俭朴生活:“延安诸老惟公特,生活简单如老卒;粗布征衣常补绽,自煮瓜果充粮食。”“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携带两个冰馍馍,一天开会好几处。”

  建国以后,徐特立住在北京,物质条件好了,他依旧保持节俭的作风。他常对亲属说,生活上的简朴,不仅可以省下钱来用于公共事业,更重要的是不脱离群众,锻炼人的革命意志,培养人的高贵品质。他的衣被鞋帽都是从延安时一直穿用到解放后,只要能补的,他就坚持不换新的。后来,他同意添置一套料子服和一双皮鞋,平时也不穿,只是因为要经常出席一些重要宴会和参加外事活动的需要。他在饮食上也十分简单,一直爱吃五谷杂粮和蔬菜。开始,他和中央宣传部的部分工作人员住在一起,房子很旧,也较挤,孙辈回家就睡在办公室的地板上。1952年,组织上要给他盖几间房子。他几次表示不同意,说等将来生产搞好了,人民生活富裕了再考虑。后来经过多次说服,并将修建费减去了1/2,他才勉强同意。他住在香山时,很少一个人坐小车。他跟警卫员算过一笔帐:汽车、汽油是用实物或黄金从国外进口的,从香山到城里,来回几趟就把一个中农的全年收入跑掉了。后来进城居住了,他还常常以步代车,保持了优良传统。

  1968年11月28日,91岁的徐特立老先生因病去世。他是一位伟大的师表,他为中国教育事业奋斗的一生,永远为人们缅怀,被人们称颂。

  清朝的后期, 西方的英、法、美等国的殖民主义者和投机商人, 纷纷向我国走私毒品鸦片 他们的目的, 一是掠夺我国的财富; 二是用毒品残害中国人的身体, 便於他们侵略.当时, 很多正直的官员看透了英国人的险恶目的, 坚决主张查禁鸦片.林则徐的态度最坚决.他说: 再不禁烟, 我国就不会有白银当军饷, 就不会有强壮的士兵抵抗侵略了.为了国家的尊严, 必须禁烟.皇帝就让他去广州查禁鸦片.林则徐到了广州, 命令外国商人把全部鸦片缴出来并保证不再私运鸦片到中国来, 否则给予严惩.有些外国商人照办了, 可英国商人不肯缴, 英国政府的代表义律还策划阴谋, 企图顽抗.林则徐当机立断, 坚决行使主权, 中断与英方的贸易并不再供应食物和水.英国人没办法, 只好缴出了鸦片.1839 年6 月3 日这一天, 林则徐亲自到虎门海滩, 主持销毁害人的毒品鸦片.他以无比的勇气和决心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 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已赞过已踩过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评论收起

  爱国将领吉鸿昌1895年,在河南省扶沟县吕潭镇一家吉姓小茶馆的后院,诞生了一名男孩,取名鸿昌。对于鸿昌的父亲吉筠亭来说,添人增口是件喜事,可又多了张吃饭的嘴。吉鸿昌好不容易熬到了18岁,恰恰冯玉祥在河南招兵,于是他便报名参军,从此开始了他一辈子的戎马生涯。吉鸿昌自幼即以岳飞、文天祥等为心目中的英雄,所以在行伍中他待人诚恳,吃苦耐劳,恪守军规,勇敢善战,以致有“吉大胆”之称,他率领的部队则号称“铁军”。到了1930年,也就是吉鸿昌35岁那年,被提拔为国民军第22路军的总指挥。当时正值北伐战争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虎视眈眈,可是借口“攘外必先安内”,拼命剿杀。这时吉鸿昌奉命攻打鄂豫皖苏区,他在前线化装成小炉匠进入苏区,亲眼见到的真实情况,觉得茅塞顿开,并为自己立定了目标:“投错了门路,就拔出腿来!”于是准备率部起义。不料蒋介石得到密报,很快解除了吉鸿昌的兵权,以“考察”的名义将他驱逐到国外。就在吉鸿昌出国前夕,9·18事变发生,他听到这一消息“发指眦裂”,声泪俱下地说:“国难当头,凡有良心的军人都应该誓死救国!”坚决要求留在国内,与日本帝国主义血战到底。但蒋介石无动于衷,依然逼令他出国。满怀悲愤的吉鸿昌无奈,只好在上海下榻的旅馆墙上,留下了“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诗句,一明自己的心志。赤心爱国的吉鸿昌在美国受尽了民族歧视,有人告诉他,你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以受到礼遇。吉鸿昌怒不可遏,说:“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为此,他特意做了一枚木制胸卡,上面用英文写着:“我是中国人!”而且随时随处佩戴,直面那些看不起中国人的人,用中华民族的自尊向美国的种族歧视挑战。吉鸿昌在国外到处宣传抗日,一次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他:“日本有飞机大炮,中国凭什么抗日?”他拍着胸脯愤然回答道:“我们有热血,有四万万人的热血。中国人的愤激已经达到了极点,莫不抱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誓愿牺牲一切,为生存而战!为真理而战!”到了古巴首都哈瓦那,正值那里的华侨集会,纪念孙中山诞辰65周年,他应邀在会上做了慷慨激昂的抗日讲演,听罢许多人热泪盈眶,一位华侨高声说:“吉将军,你快回国,把军队整顿起来吧,我们一定作你的后盾!”吉鸿昌听罢激动地说:“我一定不辜负同胞们的热望,誓死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说罢泪如雨下,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河山!”这时,到场的侨胞也放声痛哭,高喊:“牺牲一切,奋斗到底!”已赞过已踩过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评论收起匿名用户

  杨靖宇(1905-1940),原名马尚德,字骥生。1926年加入中国青年团,年底回确山从事农动。1927年4月领导确山农民暴动,5月加入中国。大革命失败后,组织确山刘店秋收起义,任当地农民革命军总指挥。失败后到开封、洛阳等地从事秘密工作。曾三次被捕入狱,坚贞不屈。1929年春到东北,化名张贯一,任中共抚顺特别支部书记。在抚顺又两次入狱,备受日本警察署的严刑拷打,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员和从事的活动。“九一八”事变后经组织营救出狱,历任中共哈尔滨市道外区委书记、市委书记、满洲省委军

  委代理书记。1932年11月派往南满,到吉林磐石一带视察。他按照中国工农红军的经验整顿当地游击队,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任政委。他团结各路抗日武装,创建了以罄石县红石砬子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1933年9月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第一师师长兼政委,次年任第一军军长兼政委。1936年2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政委,6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委。面对日伪军频繁的“讨伐”,他提出“不击中敌人要害不打”、“对当地人民损害大不打”等原则,采用“敌合我分,敌进我退,乘敌之虚,各个击破”等战术,指挥所部与日伪军作战数百次,沉重打击了日伪军,扩大了游击根据地。1938年秋,日伪军连遭打击后,加紧进行军事“讨伐”,同时悬重赏缉拿杨靖宇。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杨继续坚持战斗。1940年1月,所部被日伪军重兵围困。他组织部队分散突围,自己只身同敌人周旋五昼夜;2月23日在吉林濠江县三道崴子壮烈牺牲。为纪念他,1946年,东北人民政府将蒙江县改名为靖宇县。1958年在吉林省通化市建成“靖宇陵园”。

  人物小传:王海,山东人,1925年生,1945年入党,1946年入伍。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任空三师九团一大队大队长的王海带领战友们创造了击落击伤敌机29架的战绩,大队被誉为“英雄的王海大队”。他本人因击落击伤敌机9架,被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授予“一级英雄”称号。

  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前,王海和战友们平均驾驶喷气式战斗机飞行时间只有20多个小时,而他们的对手美国空军飞行员大多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飞行时间多在1000小时以上。但在抗美援朝战斗中,王海和他的战友们相信自己一定能打败强敌。1951年11月18日下午,180余架美机分头飞至我方上空进行狂轰滥炸,我机奉命起飞迎战。王海大队出动6架战机,向指定战区飞去。“跟我进攻!”发现敌机正在向清川江桥投掷炸弹后,王海发出命令。随之,编队从6000米的高度直捣而下,瞬间就冲到了1500米处的敌机群中。敌机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打得乱作一团,丢掉炸弹,仓促应战。见敌机采用“圆圈战术”,8架飞机首尾相连,互相掩护,与我机兜起圈子,王海一声令下:“爬高占位!”我6架战机一起昂头,急速跃上高空。紧接着,他们又一压机头,猛冲下去。几次冲击,硬是冲破了敌机的“圆阵”。王海抓住时机,向一架敌机猛冲过去,直到距敌机500米处才开火,打得敌机翻滚着坠向地面。剩下的敌机一个个惊慌万分,四散逃窜。战斗结束后,王海和战友编着整齐的队形返回基地。这次战斗中,他们一共打掉了5架敌机。王海大队一举成名。

  一个英雄,也有普通人一样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不同之处在于,英雄的眼界与胸襟较之常人宽阔,纵然身处逆境中,也不自暴自弃,自轻自贱,而是为其所能为者,忧国忧民常系于心,终不令其光阴虚度。

  林则徐遣戊伊犁后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为文为诗,为人为臣,皆闪烁着这位抗英民族英雄的思想光辉,也流露出人之常情。

  遣戍之途,迢迢千里。远离京域,遗别故土,饱含谗言诽谤之冤,更怀国破家亡之忧,亲人泪,故友情,纷纭缭绕;禁鸦片之熊熊烈焰,抗英赋之隆隆炮声,恍似昨日之事。马嘶车顿,戈壁苍黄,夕阳西下,漠风悲凉。正当五十壮年,却以带罪之身发配流放伊犁。林则徐是怀着如此矛盾的心情来到伊犁的。

  他一路上关心着时局的变化,一路上思念着家乡的亲人,携带二子,告别西路一座座城池,告别一个个迎送的新朋故旧,从1842年(清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六离开西安,十一月初九才抵达伊犁惠远。行程四个月。

  初冬的惠远,彤云密布,朔风呼号。曾与他并肩抗英,先期发配至此的前两广总督邓廷桢,赶到城外数里迎接。昔日硝烟烽火,今日边关萧索,两位老友在此时此刻重逢,心中多少感慨,尽在无言中……。

  对林则徐这位爱国壮士,惠远是多情多义的,虽是罪臣,从头台到绥定,都有人前来迎接。

  伊犁将军布彦泰,字于谦,颇有风度,对林则徐敬仰而宽厚。在林则徐到来之前,即嘱人在南街鼓楼前东边宽巷内为其安排好新寓。第二天,又馈之以“米、面、羊、豕,鸡、鸭等物”。

  然而,毕竟是发配之臣.毕竟是身处逆境,毕竟是独居天涯,那心境,那思念,那忧愤,那焦灼,亦当在情理之中。他盼家信,家信偏被拆封;他盼友书,友书姗姗婿来迟;他想家事,郑夫人为宽其心不吐真相;他念国难,传来的却尽是不幸。

  林则徐的思想感情丰富而又复杂。既有英雄的情操,也有常人的情怀;既有爱国的精神,也有忠君的思想。

  在谪居惠远的日子里,他也赏花,他也读书,他也观园林,也以诗会友。但他毕竟不是长久闲居之人,一旦冰化雪消,春暖花开,他便外出踏勘。禁烟固是他的伟绩,治水亦是他的专长。他在江南任职期间,治水业绩名扬朝内外。在他被革去官职,发配伊犁后,还奉旨协助大学士王鼎治理过黄河。

  布将军对此自是悉知,也盼得其协助,治伊犁之水,以供屯田之需。林则徐在踏勘中,发现伊犁之水湃丰富,却未曾好好利用。回民虽挖渠纵横,却各自成段,互不相连,且沼滔伊犁水白白流掉,仅靠山上积雪,总有雪消水竭之时,终不是长久之计。

  林则徐向布彦泰献策,修惶渠龙口的导源疏淤工程。布彦泰大喜。1844年,林公解囊捐资,亲率锡伯营兵丁和民工数百人前往阿勒卜斯龙口工地,历时四个月,用工十万有零。当龙口竣工时,渠水奔腾,水流阡陌,兵民皆手舞足蹈。第二年,即开垦荒地20万亩。如今湟渠(现改名为人民渠),从伊宁县经伊宁市流至霍城、惠远一带绵绵数百里,沿途田野绿油一片。伊犁人民怎能忘记当年林公的胆识与作为。

  布彦泰对林则徐此举十分赞赏。他向朝廷呈上保奏林则徐的奏折:“……臣见其赋性聪明而不浮。学问渊博而不泥,诚实明爽,历练老成……臣平生所见之人,实无出其右者。”

  后来,朝廷同意布彦泰之荐,下旨林则徐会同办事大臣全庆经办新疆开垦事宜。他先后到过库车、阿克苏、乌什、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库尔勒、托克逊等地,负责开垦屯田,挖渠引水,并传授种棉纺织技艺,在南疆各族人民中间撒下中原文化的种子。

  “格登山色伊江水,回首依依勒马看”。当林则徐1844年年底告别伊犁前往南疆时,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他对伊犁、惠远充满了眷念之情。在伊犁两年多的日子使他不能忘怀,他也永远留在了伊犁人民的心间。

  岳飞(1103——1142),字鹏举,出生于北宋相州汤阴(今河南汤阴县)的一户佃农家里,青年时代,正遇上金女真贵族对宋发动大规模掠夺战争。他亲眼目睹北宋灭亡前后的惨痛史实,和当时中原沦陷区的人民呼吸相通,有坚决抗击女真贵族民族压迫,收复故土,统一祖国的强烈愿望和要求。

  北宋末年,深受民族压迫的汉族、契丹族、渤海、奚等各族人民,“仇怨金国,深入骨髓”,纷纷自动组织起来反抗。

  从十二世纪二十年代起,黄河南北、两淮之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金民族战争。岳飞和抗金名将宗泽、韩世忠等一道,站在抗金斗争的最前线。可是,腐败的北宋统治集团,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1127年(靖康二年),徽宗赵佶、钦宗赵桓被掳走后,继而接位的南宋小朝廷的头目赵构,同样是个投降派。他偏安于江南一地,沉醉于歌舞逸乐之中,没有真正组织抗金民族战争并把它进行到底的决心和打算,所不同的是一面信用秦桧等投降派,通过他们出面进行一系列议和投降活动;一面则利用宗泽、岳飞、韩世忠等抗战派,抵挡金军的凌厉攻势,以保住他的皇帝宝座和积累屈膝求和的资本。到了十二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东自江淮、西至陕西一线的宋、金双方对峙的军事分界线形成后,赵构、秦桧统治集团,实际上已经成了南宋抗金斗争最大绊脚石;反过来,岳飞、韩世忠等抗战派,则成了赵构、秦桧投降派活动的最大障碍。南宋朝廷内部抗战派与投降派的斗争,日趋尖锐。

  岳飞坚决反对议和,主张抗战到底,置个人荣辱安危于度外,对赵构、秦桧的投降活动进行坚决斗争。1139年(绍兴九年),岳飞在鄂州(今湖北武昌)听说宋金和议将达成,立即上书表示反对,申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并直接抨击了“相国”秦桧出谋划策、用心不良的投降活动,使“秦桧衔之(抱恨)”。和议达成后,高宗赵构得意忘形,颁下大赦诏书,对文武大臣大加爵赏。可是,诏书下了三次,岳飞都加以拒绝,不受开府仪同三司(一品官衔)的爵赏和三千五百户食邑的封赐。他在辞谢中,痛切地表示反对议和:“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并再次表示收复中原的决心,“愿定谋于全胜,期收地于两河,唾手燕云,终欲复仇而报国。”这无异于给宋高宗当头泼了冷水,从而更使赵构、秦桧怀恨在心。“但岳飞不顾个人得失,坚持抗战到底的立场,率领军队,联络北方义军,卓有成效地从事抗金战争,筹划收复中原、统一祖国,成为全国抗金民族战争中的有力支柱。

  1139年(绍兴九年)夏,金兀术撕毁绍兴和议,倾巢而出;再度发动大规模的对宋战争。在东、西两线军取得对金大捷的形势下,岳飞挥兵从长江中游挺进,实施锐不可挡的反击”,他一直准备着的施展收复中原抱负的时机到来了。

  岳家军进入中原后,受到中原人民、忠义民兵的热烈欢迎。这年七月,岳飞亲率一支轻骑驻守河南郾城,和金兀术一万五千精骑发生激战。岳飞亲率将土,向敌阵突击,大破金军“铁浮图”(侍卫亲兵)和“拐子马”(左右两翼钳攻的骑兵),把金兀术打得大败。岳飞部将杨再兴,单骑闯入敌阵,想活捉金兀术,可措没有找到,手杀敌人数百,身被几十处创伤,豪勇无比。岳家军将士具有“守死无去”的战斗作风,敌人以排山倒海的大力,也不能把岳家军阵容摇动。郾城大捷后,岳飞乘胜向朱仙镇进军(离金军大本营汴京仅四十五里),金兀术集合了十万大军抵挡,又被岳飞打得落花流水。岳飞这次北伐中原,一口气收复了颍昌、蔡州、陈州、郑州、郾城、朱仙镇、消灭了金军有生力量,金军全军军心动摇,金兀术连夜准备从开封撤逃。南宋抗金斗争有了根本的转机,再向前跨出一步,沦陷十多年的中原。就可望收复了。岳飞兴奋地对大将们说:“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破掉酒戒庆祝)”而金军则发出了“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哀叹。

  但是,外敌难以撼动的岳家军,却遭到了南宋朝廷内部投降派的摧残。就在这抗金战争取得辉煌胜利的时刻,甘心充当儿皇帝的高宗赵构,因担心一旦中原收复,金人放回他的哥哥钦宗,他就保不住皇位,而急切地希望与金入议和。金人安插在南宋朝廷里窃取了宰相高位的内奸秦检,也抓住高宗这个难言的心病大肆活动,破坏岳飞的抗战。他们狼狈为奸,密谋制订了全线撤军、葬送抗金大好形势的罪恶计划。他们首先命令东西两线收兵,造成岳家军孤军突出的不利态势后;即以“孤军不可久留”为名,连下十二道金牌(红漆金字木牌),急令岳飞“措置班师”。在要末“班师”、要末“丧师”的不利形势下,岳飞明知这是权臣用事的乱命;但为了保存抗金实力,不得不忍痛班师。岳飞愤慨地说;“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所得诸郡,一朝全休!社稽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岳飞的抗金英勇斗争,至此被迫中断。 岳家军班师时,久久渴望王师北定中原的父老兄弟,拦道恸哭。岳飞为了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故意扬言明日渡河,吓得金兀术连夜弃城北窜,准备北渡黄河,使岳飞得以从容地组织河南大批人民群众南迁到襄汉一带,才撤离中原。这时,有一个无耻的书生,骑马追上金兀术扣马而谏:“太子(兀术)毋走,京城可守也,岳少保兵且退矣!……自古没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金兀术这才又整军回到开封,并以不费吹灰之力,又把中原土地夺了回去。

  岳飞一回到临安,立即陷入秦桧、张俊等人布置的罗网。1141年(绍兴十一年),他遭诬告“谋反”,被关进了临安大理寺(原址在今杭州小车桥附近)。监察御史万候*(音末期屑)亲自刑审、拷打,逼供岳飞。与此同时,宋金政府之间,正加紧策划第二次和议,双方都视抗战派为眼中钉,金兀术甚至凶相毕露地写信给秦桧:“必杀岳飞而后可和。”在内外两股恶势力夹击下,岳飞正气凛然,光明正大,忠心报国。从他身上,秦桧一伙找不到任何“反叛朝廷的证据,但岳飞却仍于绍兴十一年农历除夕夜,被赵构“特赐死”,杀害于临安大理寺内,年仅三十九岁。岳飞部将张宪、儿子岳云亦被腰斩于市门。岳飞父子及张宪死于奸臣昏君之手,激起了抗金军队和老百姓的强烈愤怒,韩世忠当面质问秦桧,秦桧支吾其词“其事体莫须有(也许有)。”韩世忠当场驳斥:“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民族英雄岳飞,就在“莫须有”的罪名下,含冤而死。临死前,他在供状上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这是悲愤的呼喊!

  岳飞虽然被杀害了,但他的精忠报国的业绩是不可磨灭的。正是他,表达了被压迫民族的要求,坚持崇高的民族气节,在处境危难的条件下,坚持了抗金的正义斗争,并知道爱护人民的抗金力量,联合抗金军民一道,保住了南宋半壁河山,使南中国人民免遭金统治者的蹂躏,从而保住了高度发展的中国封建经济和文化,并使之得以继续向前发展。岳飞不愧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民族英雄.

  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四川省中江县人。1931年1月8日出生在一个贫农家里。他幼年丧父,家境贫苦。1949年他的家乡解放了,他积级参加农协会和民兵,工作非常积极,两次揭发地主谎报土地和偷改佃约,并活捉了一个逃亡地主,收缴了伪保长隐藏的两支手枪。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黄继光于1951年3月毅然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当要离开家乡的时候,母亲高兴地把一朵大红花带到了他的胸前,并对他说:“到了朝鲜,要多多杀敌,报答祖国和人民。”带着母亲的嘱托和人民的期望,黄继光来到了朝鲜前线营当通信员。虽然是当通信员,他时刻想着要多学本领,刻苦地锻炼自己。他工作积极,学习认线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52年10月14日,美国侵略军开始向上甘岭597.9和537.7北山高地发动疯狂进攻。上甘岭位于朝鲜中部五圣山上,它是志愿军中线的大门,也是扎进敌人心窝的一把钢刀。尤其是上甘岭地区北山的两个高地,像楔子一样打入敌人阵地前沿,给敌人造成极大威胁。敌人在这不到4平方公里的上甘岭小高地上,动用了两个多师的兵力,在大量的飞机、坦克和大炮配合下,连续向537.7高地和597.9高地疯狂进犯,月夜炮声隆隆,硝烟弥漫,志愿军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黄继光在战斗打响后,担负在炮火下送信,传达命令,接电话线,背伤员的任务。连续在敌人的炮火封锁下度过了4天4夜。

  10月19日晚。黄继光所在营奉命向上甘岭右翼597.9高地反击。第6连奉命事先夺下6号阵地,再夺取5号、4号阵地,必须在天亮以前拿下0号阵地,为整个反击战的胜利奠定基础。战斗开始后,进展情况比预想的要顺利。这时,突然发现山顶上有一个敌人的集团火力点,使志愿军部队受到压制不能前进。营参谋长立即命令第6连必须炸掉它,同时组织爆破组。从黄昏7时30分到夜晚10时30分,6连已经向敌人发起了5次冲锋,仍未催毁敌人的火力点,许多战士都壮烈牺牲。这时离天亮只有40多分钟了,不拿下0号阵地,就等于没有按计划完成战斗任务,整个反击战的胜利就会受到影响。在这关键时刻,站在参谋长身旁的黄继光站出来坚定地要求: “把任务给我把,只要我有一口气,我保证完成任务。” 参谋长非常信任地说:“黄继光,这次任务就交给你,现在我命令你为第6连第6班代理班长。一定要完成任务!” 接受任务后,他立即提上手雷,带领两名战友向敌人的火力点爬去。他们趁照明弹的亮光巧妙地前进,开始敌人没有发现他们,当离敌人火力点只有30多米的时候,两名战友相继倒下了。黄继光的左臂和左肩中了两弹,血流如注,但他仍然一步不停地向敌人中心火力点前进。只剩下八九米的时候,他挺起胸膛,举起右手向敌人投去手雷,但由于火力点太大,只炸毁了半边,未被炸毁的两挺机枪,又从残存的射击孔里伸出来,死命地吼叫着,志愿军的冲锋又受到阻止。黄继光再次受伤倒下。这时天就要亮了,40分钟的期限就要到了,黄继光跃身而起,冲着那狂喷火舌的枪口,冲着那侵略者的顽固堡垒,挺起胸膛,张开双臂,扑了上去……正在喷吐的火舌突然熄灭,正在死命吼叫的机枪哑然失声,黄继光用他那年轻的生命,开辟了志愿军胜利前进的道路。

  刹时,但任攻击任务的战友们,像离弦的箭一样冲了出去,高声呼喊“冲啊!为黄继光报仇”!他们踏着黄继光爬行的道路,很快占领了0号阵地,守在高地上面的敌军两个营——1200多人,全部被歼灭。

  为了表彰黄继光的伟大精神和不朽功勋,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发布命令,为黄继光追记特等功一次,并授于“ 特级英雄”称号。中国志愿军第15军委员会在追认他为“模范团员”的同时,追认黄继光为中国党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黄继光“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英雄”称号,同时追授他金星奖章和一级国旗勋章。

  黄继光的名字和光荣事迹铭刻在上甘岭背后的五圣山上,英雄的壮举和不朽的业绩,像巍然屹立的五圣山永世长存。已赞过已踩过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评论收起

  徐特立出生在1877年。青年时期,他就酷爱读书,认为读书可以“明人生之理,明社会之理”。18岁时,为了谋生,他在做医生还是当塾师之间选择了后者,从此开始了“一生都教书”的道路。然而,他白天教学生读书,晚上自己还要去拜先生学本领,因为“自己明理了”,才能“把所明之理教给学生”。

  徐特立读书时很讲究方法,积累了一套自学经验。20岁的时候,他准备读八股文,参加那时候的科举考试。有一次,他步行80里路,跑到长沙城里,拜访有名的陈云峰先生,想请陈举人看看自己的八股习作写得怎样。老举人看过他的八股文,下了一个评语:尚有“一隙之明”。接着问他:为什么不读书,而要读八股?陈举人耐心地告诉徐特立:明清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八股文形式死板,是束缚人们思想、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半年之后,徐特立又去拜访陈云峰,陈举人这次送给他一把扇子,并在扇面上题写了一段话:“读书贵有师,尤贵有书。乡村无师又无书,但书即师耳。张之洞《书目答问》即买书之门径,《輶轩语》即读书门径,得此二书,终生受用不尽。”徐特立非常高兴,马上跑到书铺买了《书目答问》和《輶轩语》带回家,当做自学指南。以后,他再也不做八股文了,而把“读书贵有师,尤贵有书”牢记在心。后来回忆往事时,徐特立很有感触地说:“我一生知道读书的方法,就得益于那位举人先生。”

  读古书很费时间和精力,徐特立从不贪多,他遵循着两条原则:一是“定量”,一是“有恒”。比如《说文解字》中部首有540字,他每天只读两个,计划一年读完。他认为光贪多,不能理解和记忆,读了等于不读。他在教中学生的时候,也是这本书,要求学生每天课余记一字,两年学完,有些学生偏要星期六同时学6个字,结果,到默写的时候,多半人都写不出来。他说这就是“不按一定分量、不能保持经常学习的害处”。

  “不动笔墨不读书”是徐特立的一句名言。在湖南一师教书的时候,他发现一般学生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阅读时贪多求快,不求甚解。他就把自己长期刻苦自学得到的经验介绍给大家。他认为,不怕书看得少,只怕囫囵吞枣不消化。他教育学生,读书要注意消化,要学会思考并评定所读的书的价值。他教给学生,读的时候,要标记书中的要点,要在书眉上写下自己的心得体会和意见,还要摘抄自己认为精彩的地方。这样读书,读一句算一句,读一本算一本。那时,他的学生中实行这种方法最坚决、最有成绩的是。他几年中就写了几网篮的读书札记,文学和思想修养水平提高很快。

  徐特立读《联共党史》的时候,开始书店只出了上册,他就买了一本阅读。后来听说有了苏联版本的上下册,他就借了下册抄读,因为是节抄,就要做详细分析后再抄,结果,他对于《联共党史》下册的了解比上册深刻。于是,他再回来把上册节抄一次。由此,他又得出了一个结论:买书不如借书,读书不如抄书,全抄不如摘抄。

  1919年,43岁的徐特立已经是一位在湖南省颇有声望的教育家了。但是,当他得知蔡元培、李石曾等教育家发起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时,又积极地加入了这个行列。许多人表示惊讶,但是徐特立是慎重考虑后才决定的。勤工俭学的宗旨是“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增进劳动者之知识”,徐特立很赞赏这个宗旨,他说:“我今年43岁,不觉就到44、45,一混60岁就来了。到了60岁,还同43岁时一样无学问,这17年,岂不枉过了日子?这17年做的事情,岂不全无进步了?到了60岁时后悔,那更迟了,何不就从今日学起呢?”于是,他放下教师的架子,以一名普通的老年学生的姿态,和青年们一起奔赴法国,去学新知识、新本领了。

  徐特立60岁的时候,在一篇3000字的自传里,提到自己“一生都是教书。从蒙馆、初小、高小、师范、一直到高等师范,我都担任过教员。在高等师范当教员时也没有脱离小学校职务,因为我爱教小学生。”徐特立从宁乡速成师范毕业以后,怀着“创造事业”的理想,就和两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创办了梨江高等小学堂。半年以后,徐特立应邀到长沙周南女校任教。辛亥革命以后,为了发展小学教育,徐特立白手起家,办起了长沙师范。当时,为解决家乡农民子弟求学问题,还自费办了一所五美小学。后来,他又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参加革命以后,他在中央苏区担任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培训扫盲骨干,开展扫盲运动;又艰苦创业,办起了中央列宁师范。在艰苦的长征途中,徐特立也没有忘记自己教育家的职责,抓住每一个机会,教战士们学文化,他的热情、耐心使战士们深受感动。

  徐特立办教育,有自己的主张,敢于向历史的偏见挑战。过去,学校的大门不向贫苦大众开放,徐特立创办长沙师范时,就大胆地招收了一个铁匠和一个退伍兵,破了先例。这件事在教育界引起了一些人的闲言碎语,有人嘲笑他是补锅的,还给他起了个绰号——“徐二镥锅”。徐特立反而很高兴、很自豪。在教学实践中,他平日最喜欢贫苦学生,他办过夜校以给他们更多的受教育机会,知道他们并不缺乏聪明才智,从他们中间是可以造就人才的。

  徐特立主张教育民主,注意引导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他在长沙师范当校长的时候,当时14岁的田汉和几个喜欢文学的同学,经常在自修室的窗户上贴一些打油诗,逗得人们捧腹大笑。其中两首是学习藏头诗的作法,把校长徐特立、老教师首之龙和黄竹村的姓名也嵌了进去。一首说:“特立狂涛骇浪中,宝刀血溅首之龙。”另一首写道:“黄竹村中鸡犬喧。”两位老教师看后气得浑身颤抖,要求校长严斥学生。徐特立安慰了两位老教师后,就立即找来学生。田汉说:“我们对黄先生和首先生毫无恶意,是一时兴起,开开玩笑,逗大家快乐。”徐校长确信他讲的是真话,又觉得诗句中透露着学生的才智,便和气地告诉他们:喜欢写作是一件好事,只是不要把时间、心思花在游戏笔墨中,最好写些有意义的文篇,锻炼自己的才干。校长的谈话鼓励了学生们办《窗户报》的积极性。一时像雨后的春笋,几乎每个自修室的玻璃窗上都贴出了窗户报。田汉办的《祖鞭报》尤为突出,他用痛快淋漓的笔调,抒发了爱国爱民的思想。徐特立便经常把《窗户报》上的优秀诗文,转载到自己编的《教育周报》上,老教师们的态度改变了,学生们更是高兴。

  徐特立不喜欢用强硬的方法管理学生。在任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的时候,他明确提出:“教育学生不应该用强制手段,更不应该用粗暴的态度。中国古代温柔敦厚的‘诗教’,今天学校教育中还用得着。”为了实行“诗教”,他在学生自修室通往教室的走廊上,悬挂了一块大黑板,专门用来写诗。有一次,他得知有一个姓汤的学生和一个姓余的学生,拼命读书,影响了身体健康,觉得很不好,就写诗建议他们停学休息,同时也算对大家敲一下警钟。诗是这样的:

  徐特立很注意节俭治校。有些教师上课,粉笔头总是随手扔掉。而徐特立见了,总要捡起来,留着自己上课、写黑板诗时用。有些学生说他“小气”。他就写下了这样一首黑板诗:

  读了这首诗,说他“小气”的学生明白自己错了。发现有同学浪费饭菜,徐特立就找她们谈话,并且写诗教育大家;看到有两个班的学生学习成绩很突出,徐特立就写诗鼓励她们,说明女生智力并不比男生差……同学们每天都要去读读黑板诗,不论是表扬、批评,还是规劝,都是一次思想品德教育。徐特立给黑板诗起了一个总题目,叫做《校中百咏》。

  徐特立也有严厉的时候,却又与众不同。一次,一个叫粟福基的学生闹事,经过校务会议讨论,决定给予开除处分。徐特立开始是赞成的,可是事后心里总不踏实。他越想越觉得不能把粟福基推出校门不管,他想到这个同学学习不错,也有组织才干,不该轻率开除。他马上派人把粟福基从家里找来,跟他做了一番严肃、诚恳的谈话,然后介绍他到长郡中学继续上学。粟福基十分感动,后来成了长郡中学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

  徐特立“一生都是教书”,他自身的革命精神、高尚的情操和优秀品质被人们喻为“没有字的教科书”,教育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生。

  徐特立断指血书的故事是一本最感人的爱国主义教科书。1906年,他在周南女校教书,有机会阅读了《民报》、《猛回头》、《新湖南潮》等革命刊物,思想上发生了变化,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并指引学生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1909年的夏天,他应约在修业学校作时事报告。他痛斥了帝国主义在中国无所不至的侵略,列举了一桩桩传教士毒害中国人民的惨案,他越讲越愤怒,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忽然,他跳下讲台,跑到厨房取出一把菜刀,当众砍下自己左手的一节手指。他用鲜血写下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八个大字,表示对帝国主义的愤恨和雪耻的决心。因为流血不止,他晕倒了。事后,省内外许多报纸都以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一消息,徐特立的爱国壮举教育了各界人士,激发了许许多多教师和学生的爱国热情。

  作为一位杰出的革命教育家,徐特立一生都保持着朴素节俭的优良品质,这是一本难得的修身教科书。早在湖南一师的时候,徐特立的生活节俭,就是全校闻名的。他的住处简简单单,没有大皮箱,没有大柜,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具,有的只是破旧的书籍。当时,长沙教育界有一个风气,中学教师被认为是有体面的人,出门都要坐轿子,显示绅士派头。可是徐特立却从来不坐轿子。他在长沙师范当校长,又在一师兼课,两个学校相距约10里地,他每次都是往返步行。遇上雨雪天,他就穿着“钉鞋”,打着雨伞,夹着讲义,从不缺课或迟到。一些教师看了很感动,慢慢地也都学着不坐轿子了。

  1937年,徐特立领导着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工作。党中央刚进驻瓦窑堡的时候,当地只有一所学校。一天,徐特立去听课,他穿着破皮袄,腰系一根绳子,学校的教师还以为他是红军的马夫,没在意。第二天,徐特立又和董必武、冯雪峰一起去听课。冯雪峰向教师们介绍了徐特立,教师们大吃一惊,原来那穿着极为朴素的“马夫”,竟是边区教育部部长。有两首小诗描述他在延安时的俭朴生活:“延安诸老惟公特,生活简单如老卒;粗布征衣常补绽,自煮瓜果充粮食。”“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携带两个冰馍馍,一天开会好几处。”

  建国以后,徐特立住在北京,物质条件好了,他依旧保持节俭的作风。他常对亲属说,生活上的简朴,不仅可以省下钱来用于公共事业,更重要的是不脱离群众,锻炼人的革命意志,培养人的高贵品质。他的衣被鞋帽都是从延安时一直穿用到解放后,只要能补的,他就坚持不换新的。后来,他同意添置一套料子服和一双皮鞋,平时也不穿,只是因为要经常出席一些重要宴会和参加外事活动的需要。他在饮食上也十分简单,一直爱吃五谷杂粮和蔬菜。开始,他和中央宣传部的部分工作人员住在一起,房子很旧,也较挤,孙辈回家就睡在办公室的地板上。1952年,组织上要给他盖几间房子。他几次表示不同意,说等将来生产搞好了,人民生活富裕了再考虑。后来经过多次说服,并将修建费减去了1/2,他才勉强同意。他住在香山时,很少一个人坐小车。他跟警卫员算过一笔帐:汽车、汽油是用实物或黄金从国外进口的,从香山到城里,来回几趟就把一个中农的全年收入跑掉了。后来进城居住了,他还常常以步代车,保持了优良传统。

  1968年11月28日,91岁的徐特立老先生因病去世。他是一位伟大的师表,他为中国教育事业奋斗的一生,永远为人们缅怀,被人们称颂。

  孔子在《论语》中,谈到“仁”的地方有一百零五次之多,虽然涉及的对象包括了礼义忠恕勇孝恭敬等广泛的领域,但是强调“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又说:“吾道一以贯之”。孔子以“仁”为其学说的根本之道,是比较没有争议的。问题在于,什麽是“仁”呢?

  对于“仁”,孔子在回答弟子的提问时给出过若干不同的答案。对颜渊说“克己复礼为仁。”对仲弓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司马牛说“仁者其言也韧。”对樊迟说“爱人”,又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对鲁哀公的提问,则说:“仁者人也。”学者多以训诂和语义的角度去推敲。例如,以“二人”解释仁为亲亲之义。《说文解字》解做:“仁,亲也,从人从二。”但是现在有的从出土古字中读到“上人”(人字边在上,二字在下面),乃谓仁指上等人之间的爱。以此类推,莫衷一是。这就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揣测的空间(或曰做学问的空间)。也有的学者,据此认为孔子对“仁”的概念含糊不清。

  通常认为,“仁者爱人”是对“仁”最贴切的表述。可是后来孟子接着讲到“亲亲”和“爱民”的爱有差等,成为理学定论。以至后世又引申到公德私德、亲情法制等等的争论,甚有人得出结论来说孔子要对社会腐败负责云云。

  其实上述种种,都只是从文字上面去求证“仁”的含义。包括从训诂、考古、中西文化制度比较的角度来研究,也都是从文字上去考证和推断。儒家文献浩如烟海,我们有没有可能直接上承孔子本人的“仁”的境界?这是本文想要提出来探讨的。

  大有深意的是,我们在《论语》里面看到孔子在对 “仁”的范畴做过上述的反复表述以后,又对弟子们说:“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 又对子贡说“予欲无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是什麽意思?而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渊感叹夫子之道难以穷尽,“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又是为什麽呢?

  这是很微妙的。孔子的孙子子思作《中庸》一书传儒道心印,其中说:“君子之道费而隐。”“不见而章(彰),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大道的运行,变化无方。天地之道由一而生二、二生三、以至于无穷数的现象世界,所以至道始于无形。“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小到一茶一饭的琐事,大到宇宙天地间的道理,无一不是道的表现形式。

  用一个通俗的比喻。比如我们见到波浪,就知道是水。可是如果认定只有波浪才是水,就会失于偏见。因为通过固体的冰、气体的蒸汽,都可以表现出水的不同形式。

  我们寻找“仁”的含义,也是同样的。前面孔子对于“仁”的表述,每一个答案都在特定的环境下表达了“仁”的意思;但是如果执著起来,每一个答案又都不完全。因为至道无形,如同四时行百物生,在孔子的言行上随时随地显现着仁之大道;这个实质无形无相而又显现万象的至道,是不能以特定的言语或某一个具体的物质形态完全充分地来定义和表述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孔子之仁是一个用心体悟、从而把握全体的问题,而不是一个考据文理逻辑的问题。离开了这个基点,“仁者爱人”就成了无源之水。可见,寻求“‘仁’是什麽”这个经院式(或哲学式)的答案,一开始就错了。

  如此说来,孔子之仁不是无法被了解了吗?很多人可能有过和我同样的体会:研究《论语》多年,读来都是说的别人家事。去年三月里我重读《论语》,至“仁远乎哉?我

  欲仁,斯仁至矣。” 便觉得有大愿心充满胸臆,不可抑止。此中意味,恰如古人云“十字街头遇阿爷”,忍不住伸臂攥拳,手舞足蹈。从此读来每一句都是说的自家事。

  明代大儒王阳明指出:“诸君要实见此道,须从自己心上体认,不假外求始得。”(《传习录上》)什麽是“实见”?不是从眼耳鼻舌身感知,而是由心灵智慧开启,无所不见而又实无所见。不执著在一事一物上,才能见到真理的全体。什麽是“不假外求”?不假文辞,也不由口说,而是向心内寻求悟入,一朝打破桶底,才得线)孔子本人很少直接谈到仁的悟境,《论语》记载,“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朱子注: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但是我们仍可以从孔子自述:“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个简洁的表述中窥见一二。

  我体会,“从心所欲”者,澄心静虑,恬淡如如,则不为物欲所牵。“不逾矩”者,是超越了自我,彻见人我善恶、乃至天地万物在其本源上无二无别。这种无分别心的大智慧,便是仁心的显露。这境界,依孟子说是“尽心知性”,也就是阳明说 “致良知”。这听起来好像有一点玄。其实圣人与俗人本来没有差别,我们不见大道真理,是因为有私心障碍,虽见也不能明白。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后世效仿圣人的美德,可仅仅停留在形式上,那就还没有进门。虽然清心寡欲,心里还有一个我在。直到损而又损,连我也没有了。忽然诸念销落,万籁俱寂,一点孤明,觉而不昧。好像云破月出,就见到(不是用眼睛看)这个浑然自在、无二无别的真心。不来不去,如如不动。此时,天理不需存而自在,人欲不待灭而已无;当下心安,能够从容面对一切环境而心定不动。这才见到圣人所说“爱人”的本旨。

  回过头来看孔子所说的:“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就可以理解,心为仁心,则心之所念必是仁念,人之所为必是仁行。 “君子坦荡荡。”“(心)安则为之。”无论居庙堂之高或处江湖之远,无论是孝亲或是爱民, 圣人的爱人之心都是一样没有分别的、无私的。如果用一个譬喻,这个心就好像是镜面,寂寂不动。这时镜子那个能够映像的本性,无形无色,摸不到也看不见。而当外面的物体一起生灭作用,或者春花秋月,或者雨雪交加,或者莺飞燕舞,一切色彩形象就都原原本本地在镜中反映出来了。孔子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达到无知的境界,然后可以了知万物。像镜子那样,平淡而又平淡,这就是圣人之心、大道之体。

  同理如《论语》云:“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个意思是利己也利人(有人说道德的本质是自私)呢?还是先人后己呢? 按普通的看法,就会想到先人后己是一种美德。但是如果心里还有人我的分别,还有一个“我”在,凡事还需要想一想我怎麽办,就还是有私心,就不纯净。好象镜子上有了灰尘,不能完全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所以在这立己立人、达己达人之际,圣人的爱人之心也是没有人我分别的、无私的。“仁”的境界“纯亦不已”,深不见底而又出之以平淡,才可以说“与天地参”。

  (2)我们常常说体和用的关系。太阳自然放光,不需要先去想“我要放光”。当这仁心流露于思想行为,就是所谓诚意。“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中庸》)这里“我欲仁”,一个仁念才起,而“斯仁至矣”就是同时付诸仁行。合于情、顺乎理。这个中和之性,是自然从心里流露,丝毫勉强不得。我们平常说“让我想一想”,就已经不是了;如果再拿什麽道德原则出来,更是差得远了。所以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唯圣者能之。” 阳明谓“真性不息”。

  《中庸》里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孔子的典范说明,唯有把握仁心之质,才有可能行率性之真。此所以圣人的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谓之和。未发而中,是说无私之心本来合乎真理,这就是“中”(发音如“重”,射箭中靶的中),不过是还没有表现出来给我们看罢了。这是真理尚未显现出来。发而能和,是说圣人的行事和感情自然流出,其效果都能合乎情理、促成社会的完美和谐。这是真理的显现证明。

  “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 (《传习录上》)这里阳明说一念发动处就是行,其实连未发动处也是行。体与用、知与行、动机与效果、因与果,人与天,都在一言一行之间而得到统一。

  (3)人们争论:孔子的主张哪些还适用于今天的社会?却不了解孔子的大道之体原本不来不去,无古无今。大道之用才是相对的、具体的。说一句大白话,我们今日所学,是“人”还是“事”?是继承孔子“一以贯之”的智慧,还是局限于模仿孔子的具体做法或说法?

  孔子处于礼崩乐坏的时代,为了挽社会秩序失调和伦理道德的失落,提出君臣父子、夫妇长幼的伦理道德规范。这些本是适应社会需要,而不是后儒所传“博而寡要,劳而少功”那样一成不变的教条。* 所以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也就是孟子说的:“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孟子》)。

  孔子在从政、治史、教育、伦理道德方面的行事原则和主张,实则来源于仁心的价值判断。“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直道而行,就是依“仁”而行,不勉而中。虽然今天的时代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也有终究不变的:具有真诚无私的仁人之心,才谈得到运用各种专业知识、各项社会制度和系统,达到中和的社会效果。“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家事、国事、学术、政治,概莫能外。这是我们最迫切需要继承的,也是在今天仍然合乎国情的孔子理论还能得以实行的基础。

  我们看到,在现实生活里孔子的确是有分别的、有善恶的、有喜怒哀乐的。这也是大道的显现。比如“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这样立场鲜明,似乎和我们前面说的无分别的仁心诚意有矛盾。譬如我们读唐诗“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我们看到月亮有阴晴圆缺,那是不是同一个月亮?其实月亮自己并没有阴晴圆缺,是我们看的人心中造作而生种种分别。今天人们出于各自的立场对孔子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解读,一点都不奇怪。

  正因为孔子的境界不为后人所及,后来的儒者便只能摹仿他的一些具体的言行规范,以为千古不易之理。** 到了现代,人们更只能揣摩猜测,乃至出现了“儒家”是否成立这样的问题来。实在地说,这样的儒学研究,是不解其理而求其运用。好比循声猜物,只是外在功夫、文字的功夫而已。又如泉水,源头不通,要求其一泻千里也就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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