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帚背后的故事——爱国卫生运动55周年

2020-04-17 21:31栏目:爱国的民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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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行山脚下、王屋山北麓,有个靠一把扫帚名扬全国的小村庄,这就是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巴公镇东四义村――

  半个世纪以来,东四义人挥动扫帚,把一个“穷村”、“病村”、“瘟疫村”,扫成了“小康村”、“健康村”、“城镇化新农村”。人均期望寿命由解放前的37岁提高到76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东四义村靠扫帚起家,靠扫帚扬名。村里至今流传着很多顺口溜:“一天不扫不显眼,三天不扫很明显”、“小扫天天有,大扫三六九”、“早起十分钟,扫完再上工”、“自扫门前地,自栽门前树,自铺门前路”,全村用过的扫帚足够拉50节火车皮。解放前,这里是“不扫不讲究”,解放后是“穷扫穷讲究”,改革开放后是“富扫富讲究”,如今是“会扫会讲究”。可以说,一把扫帚扫出新天地。

  村党支部书记田真炉告诉记者:“说说容易,做起来难;个别人做到容易,人人做到难;一时做到容易,几十年下来难。50多年能坚持下来,毫不动摇,靠的是一种信仰,靠的是毛主席亲笔题词的那面红旗。”

  那面红旗,是“镇村之宝”,也是全村人的精神支柱。1952年12月,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召开前夕,东四义被评为全国十个卫生模范村之一。消息传来,老村支书刘克明兴奋得彻夜不眠。第二天,他骑着骡子,冒雪走太行,辗转到北京。他从周恩来总理手中接过奖旗,上有毛主席亲笔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

  解放前,东四义村破败不堪,垃圾遍地,蚊蝇满天。村南有一条臭水沟,蜿蜒300多米,一块石头扔进去,成千上万只大蚊子扑面而来,遮天盖地。据《村志》记载:1943年前后,东四义发生了旱灾、蝗灾,伤寒、疟疾流行,全村死绝60户,共计360余人。1943年底,东四义几乎人人染上一种怪病,土话叫“疙痨”。先是胯间奇痒难忍,随后染遍全身,越痒越抓,越抓越烂。所以,东四义长期流行一首哀歌:“槐花开,麦根烂,大人小孩遭魔难。”这个“魔”,就是不讲卫生孳生的病魔。周围村庄的人把东四义称为“瘟疫村”,避而远之。

  不讲卫生,疾病缠身。搞卫生,是生存的需要,健康的需要。1951年,东四义开始了一场以“四净”(家净、院净、街道净、个人净)、“五灭”(灭臭虫、蚊子、老鼠、苍蝇、跳蚤)为重点的爱国卫生运动。家里干净了扫院子,院里干净了扫街道,地上干净了刷墙壁。村民们每天把打扫当成梳头洗脸一样,一天不扫就好像啥事没做一样。很快,东四义村就在全国“扫”出了名气。50多年来,“打扫”成了一种割舍不掉的传统。

  从1982年始,东四义人延伸了“打扫”的内涵,开展了大规模的改水、改厕、改圈等运动。新建了自来水塔,铺设了3000米地下水管,全村吃上了清洁卫生的自来水。厕所历经了一代又一代的改良,从加盖式、斜坡式、双瓮漏斗式到冲水马桶,现在的农民新居和城市一样,卫生洁具都讲品牌。家禽家畜全部圈养,鸡棚有纱窗,兔窝有竹帘,没蚊蝇,没臭味。连猪住的都是三层阁楼,吃、住、拉分家,既科学又实用。

  如今,东四义人有了环保新概念。村里建起了专业清洁队,每天扫两遍,卫生监督员随时巡视。生活垃圾定点回收,集中填埋处理,填满了覆盖土壤,植树造林。生活污水也有专门的管道,经无害化处理后,再排入江河。

  张春旺是东四义村的“大秀才”,曾担任村文化站站长,如今退休在家。他的家里很讲究,进门还得换拖鞋。

  谈起卫生观念的变化,他的感慨很多:“东四义人讲卫生,是几十年养成的习惯。有的亲戚来家里,牙不刷,脚也不洗,躺下就睡觉,咱们村的人都受不了。这就是卫生观念的差距!邻村人说,吃在脸上,穿在身上,祖祖辈辈都这么活,你们穷打扫,还能顶饭吃、顶衣穿?我觉得,讲卫生是向文明进化,再退回去不可能了。比如在非典时期,全村人都很坦然,为什么?干干净净,瘟疫不来。最关键的是,人活出了滋味,活出了尊严。”

  64岁的陈元成告诉记者,村里人都爱干净,到外村住宿很不习惯。有一年,他去邻村看望女儿,在她家里住了一宿就赶紧回来了。老伴问为什么,他说:“环境太脏,苍蝇蚊子多,受不了,还是咱村舒坦。”

  地上的垃圾易扫,观念中的“垃圾”难除。东四义人卫生观念的变化,也曾经历了一次次碰撞和交锋。

  解放初期,东四义村疾病肆虐,迷信盛行,光神汉、巫婆就有六七个。很多村民认为:“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烧香胜过讲卫生,拜佛可以不得病”。那时,农民不相信小小的蚊子能置人于死地,也不知道细菌是什么,所以,谁也不愿投入更多的精力和热情。愚昧和陋习严重制约着文明的诞生。

  当年,有位村民叫张义和,他家从来不打扫,也不拆洗被褥。村干部看到,他吃过饭的锅碗瓢盆洗也不洗,就摆在积满煤灰的灶台上,绿头苍蝇嗡嗡叫。有一次,他得了重病,躺在床上不能动。别人要给他请医生,他却说:“命运命运,老天注定,今儿唤你,不等五更。”他做好了棺材,放在院中,就等阎王召唤。于是,村干部进驻他家,进行了彻底的大扫除,垃圾清出30多担,洗被褥的脏水足可浇半亩菜地。很快,张义和家就窗明几净,焕然一新,他的心情也好多了。村干部为他请来了医生,打针服药数天后,他竟然起死回生。从此以后,他成了“讲卫生迷”,村里每次搞评比,他都名列前茅。

  还有一位村民叫李福春,他家的卫生状况和张义和不差上下。不同的是,他胆子更大,敢吃病死的猪肉、羊肉。他和妻子身体都很差,四五十岁仍未生育孩子,活得一点信心也没有。村干部在他家里饱闻了几天臭气,把里里外外扫个遍,死猪肉也埋到了荒郊。村干部教给他科学的饮食方法,使他有了卫生保健意识。说来也神,一年后,40多岁的妻子竟然有了身孕,夫妻俩乐得一颠一颠的。

  奄奄一息的人变得春风满面,最脏的变成最净的,村干部抓住这两个典型,给全村人鼓劲。于是,村民们都懂得了一个道理:讲卫生,不得病。不少人还学会了一句时髦话:科学呀,就是科学!很多老人幡然醒悟,把香炉做了花盆,把香筒做了痰盂。

  70岁的贺广富回忆起当年的情景,说:“那时,每天都打扫几遍,抹了门窗抹大梁,灶台的砖亮得能照见人影,连瓶瓶罐罐都要排成队。到后来,村里再也看不见杂草、垃圾、粪堆,炕头再也找不出跳蚤、臭虫,粮仓灶房再也听不见老鼠叫。”

  针对村民患牙病多的情况,村医提出了普及刷牙的建议,村干部立刻组织推广。几年后,村民的牙白了,牙病少了,吃饭香了。记者见到一位老村民,他风趣地说:“过去,成年累月在地里死受,别说洗澡刷牙,晚上泥脚不洗就钻了被窝。爱国卫生运动一搞,连嘴都要一天洗两次。现在一嘴好牙,还真亏了年轻时的好习惯!”

  在东四义村的展览室里,记者看到一幅拍摄于1976年的老照片,画面上两名可爱的儿童在洗手,一名叫张小丽,一名叫刘小亮。

  31年后的今天,记者见到了当年的幼儿园阿姨张海棠。她说,当年自己只有20岁,2005年才退休。早在1958年,村里就办了免费幼儿园。刚开始,很多家长不愿让孩子去,说老人带着最放心。后来,有人发现:幼儿园的孩子既干净,又规矩。于是,上幼儿园的孩子就多了。当时,她编了很多儿歌,教育孩子们勤刷牙、勤洗手、勤剪指甲,从小养成卫生习惯。有位6岁的小朋友叫梁利军,到外村的姥姥家串门,晚上迟迟不肯睡,姥姥催了几遍,他死活不上床。问他为什么,他说:还没洗脚呢。于是,姥姥只好烧热水让他洗了脚,孩子才去睡觉。

  记者又走访了照片上的小女孩张小丽。当年,她拍照片时只有6岁。如今已为人母的她又把讲卫生的习惯传授给自己的孩子(见图:洗手)。

  范腊福是现任村委会副主任,今年54岁。有一张老照片,真实地记录了他孩童时洗澡的情景。20世纪50年代,他的父亲每周带他泡一次澡,给他搓背洗身。如今,他继承了这一传统,经常带着孙子去洗澡(见图:洗澡)。尽管家里也装了热水器洗澡,但他还是觉得大澡池宽敞,洗得痛快,而孩子们也喜欢来耍水。

  1952年春,为了解决村民的洗澡问题,村里决定修建澡堂。他们烧了一窑石灰,然后和胶泥掺和在一起,请来瓦工泥匠,很快便建成了一个大池子。可是,没有人敢进去洗。因为,清水变成了石灰水,皮肤受不了。眼看澡堂成了摆设,村干部心急如焚。有人听说“洋灰”能解决问题,可谁也不知道“洋灰”为何物。后来,时任村支书的杨荣光到天津开会,终于打听到了哪里卖“洋灰(水泥)”。于是,他用所剩不多的钱买下50斤“洋灰”,宝贝似的背回了东四义村。“洋灰”有了,可没人会用。也巧,村里刚好有人在西安干过 “洋灰活”,总算把池子砌好了。当时,每天凌晨两三点,工作人员就用水车去拉井水,架着一口烧煤的大铁锅,8点以后才能烧热一池子水。

  山西自古缺水,让农民洗澡,堪称卫生观念的一场革命。刚开始,动员谁,谁不来。尤其是妇女,一听光着身子下池子,吓得直往后躲。没办法,妇委会主任只好亲自带头下水。渐渐地,妇女不再觉得洗澡是“丑事”了。

  “那时候池子小,大家按生产队轮流洗。今天这个队洗,明天那个队洗;男的洗10天,女的洗10天。开始没人来,后来抢着洗。”范腊福说。20世纪70年代,澡堂经过翻修,改用锅炉烧水,但还是一个池子,男的洗了女的洗。

  1982年,村里修建了第二代澡堂。男女分池,并且有了大池、盆浴、淋浴等形式可供选择。于是,洗澡更成了时尚。“你看,进澡堂的10个里面8个是女的,不是男的不讲究,而是女的太讲究。”范腊福说。

  1998年,第三代澡堂诞生了,取名“舒心池”。新澡堂增加了单间,还有桑拿、搓背、美容等项目,软件硬件都有进步。在浴室里,记者见到60岁的村民侯盆,他满面红光地告诉记者:“干上一天农活,身上都是汗。每天从地里回来,池子里泡一泡,身上干净,心情也舒畅!”

  来到东四义村卫生所,记者眼前一亮。这里早已告别了“老三件”时代,有透视室、化验室、诊断室、手术室等12个科室。村里的妇女们衣着时髦,正在进行免费妇科普查。

  妇女的变化,是社会进步的最明显标志。据《村志》记载,20世纪50年代,妇科病十分普遍。当时,为了让妇女使用月经带,干部整天讲妇科病的危害。村民没钱买,干部就从办公经费里挤出一点钱,免费发放。结果,干部上面讲,妇女下面笑,月经带就是没人用。于是,干部们就让自己的家属带头用,这样才逐渐推开。今天,这些陈年往事,早已成为茶余饭后的笑谈。

  据村里的老人讲,解放前,村里条件简陋,缺医少药,妇女生孩子时要坐谷草,垫炉灰渣,产后喝稀米汤,百日内吃不上有营养的东西,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很高。1951年,村里只有一个私人坐堂医生。直到20世纪70年代,还有一半的妇女在家里生孩子。如今,住院分娩率达到100%,儿童计划免疫无一遗漏。

  有村民说:“过去,人到七十古来稀,人到六十就弯腰驼背不下地。”而今,70岁人很硬朗,80岁以上的10多个,最大的老人92岁。

  段晋国曾是20世纪70年代的“赤脚医生”,如今自己开诊所。他说,那时,村医每年采集草药3000多斤,自制各种膏、丹、丸、散,并搜集了200多个土药方、验方汇编成册,发给村民,群防群治。例如,“三片姜,一根葱,能治感冒和伤风”;用二花、连翘、黄芩等中草药制成“流感散”,预防流感;用“三黄”(黄莲、黄芩、黄柏)加蒲公英,制成“消炎丸”,代替青霉素;用“冷敷疗法”治疗顽固性神经性皮炎;用狼毒加大枣的偏方,治疗淋巴结核和骨结核。很多土方法价廉灵验,至今仍在民间流传。

  记者见到村卫生所所长侯瑞生时,他正忙着整理全村30多年的健康档案。一本本发黄的档案,记录着全村的健康史。如今,这些资料将全部进入电脑管理。

  侯瑞生大专毕业,从医35年。村卫生室共有8名医务人员,都拿工资。他告诉记者:过去,老百姓最怕得大病。在旧的农村合作医疗时代,每人每年交4元,看病吃药全免费。由于资金盘子小,保障水平低。2003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开始推行,每人每年交10元,住院最高报销1万元。农民说:不管政策有多少,合作医疗最是好。到2006年,参合率达到95%,没参加都是外出打工和上大学的。目前,全村780户2600口人,两年一次免费体检。其中,60岁以上老人和婴幼儿,每年一次免费体检。

  目前,村民人人都有健康档案,小病不出村,大病有保障,没有发生过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

  “吃的好了,出力少了,病也多了。人要是七老八十不生病,那该有多好。”这是70岁的贺广富的感慨。他患高血压多年,2004年得了心肌梗塞,到北京做了心脏搭桥手术,花了6万多元。不久前,老伴又得了脑中风,至今偏瘫,一刻也离不开人。他的大儿子才42岁,就得了糖尿病。

  侯瑞生说,在农村,营养不良病、传染病正在消失,而“富贵病”越来越多,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等慢性病成为“健康杀手”。因此,在日常工作中,他们注重预防为主、治疗为辅。每年农闲时节,就请外面的专家教授,来给村民做健康教育讲座。村民希望,不仅要活得长了,还要活得好,不生病。而对于这样的期望值,村医们似乎还没有好的对策。

  有人问:过去山西有不少“卫生村”,后来都昙花一现消失了,东四义村为什么“红旗不倒”?

  东四义村党支部书记田线多年来,我们发展经济没停步。如果仅靠“穷讲究”,最终只能吃苦头。只有经济实力强大了,才能“反哺卫生”。而村民有了卫生习惯,健康水平就提高了;健康水平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就提高了。20世纪50年代,我们是全国卫生模范村;80年代,率先跨入全省首批小康村;90年代,成为宽裕型小康村;到今天,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靠的是紧紧扭住爱国卫生这条主线,推进经济社会整体发展,以卫生保健康,以健康促发展,以发展构和谐。

  东四义人的梦想是“四化四户”:农业现代化、农村城市化、农民知识化、经济多元化;全村没有一个贫困户、家家都是小康户、没有一个违法户、家家都是文明户。

  经济如何持续发展?目前,村办企业有8个,主要是煤矿、水泥厂等资源消耗型产业。煤是不可再生资源,总有挖完的时候;水泥是高耗能产业,总有被淘汰的时候。子孙后代的饭碗,不能永远搁在“黑色产业”上。于是,村民把目光落在了龙王山上。“靠山吃山,靠山养山”,人与自然和谐,才能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全村投资3000余万元,已经把3000亩荒山建成“生态山”,山脚绿树成荫,山腰果树飘香,人均绿地面积50平方米。这是一个“绿色银行”,一棵树每天“长”100元。如今,周围很多城市人都来体验生态游、吃农家饭。为此,村里提出新战略: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以农户带基地,以旅游创品牌,以工业化带动农业化。这是子孙后代的“饭碗”。

  如何培养新农民?没有新农民,新农村就是一个口号。但是,让农民告别旧的生活观念和方式,并非一件易事。村里修公园,搞绿化,就是想用环境来教育农民,让他们享受现代生活,树立健康观念。田真炉说:“卫生是文明的底线,一个不讲卫生的人,怎么会是文明人?但是,光搞好卫生,也不是文明人。只有外在环境与内外修养结合起来,才是新农民。”

  如何培养“乡土人才”?东四义村1/3的财力,投在教育文化上。近5年,全村先后走出中专生102名,专科生63名,本科生35名,硕士研究生4名。可是,人才远走高飞,几乎没有回来的。如果没有一批留得住、用得上的“乡土人才”,科技兴村、人才兴村就是一句空话。

  经济成分如何多元化?过去,村里的口号是“没有贫困户,没有暴发户”,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央提出“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很显然,“没有暴发户”这个观念不合时宜了。目前,村里以集体经济为主,民营企业还是短腿。

  在新的社会转型期,东四义村和其他农村一样,依然面临着许多新课题,有的已经有了答案,有的正在破解,有的还是一个问号……

  这就是东四义村,一个不像城市、不像农村的地方,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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