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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10 21:33栏目:爱国的民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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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张自忠,国民革命军33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多次于日军血战,曾取得过喜封口,临沂,随枣的战役的胜利.后在枣宜会战中殉国.

  (2)狼牙山五壮士,为了掩护群众和大部队撤退阻击树倍与己的日军,最后弹尽粮绝,全部跳下山崖.

  (4)李宗仁,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抗战时期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组织徐州会战,冬季攻势,枣宜会战等正面战场的重大战役,取得过台儿庄大捷.有效的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楚辞是战国后期产生于楚国的一种诗歌样式。楚国僻处南方,有着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优越的自然条件,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与黄河流域诸国有很大差异,因而被视为“南蛮”。到春秋时代,楚国强大起来,成为“五霸”之一;至战国时代,各国政治、文化交流频繁,楚国开始大量接受中原文化,但仍保持着自己的文化特色。楚辞便是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中诞生的诗歌体裁,其创始者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

  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年),名平,字原。他出身楚国贵族,年青时就表现出杰出的才能,做了楚怀王的左徒(官名),协助怀王筹划国家大事,发布政令;对外接待各国使者,处理外交事务,很得怀王信任。这样就招来一些人的妒嫉。他的政敌上官大夫在怀王面前造他的谣,说屈原居功自傲,连怀王也不放在眼里,怀王就怒而疏远了屈原。

  当时在战国“七雄”中,最强大的是秦、齐、楚三国,“合纵”、“连横”的斗争非常激烈,最后谁能取胜,就由这三国的内政外交的得失来决定。屈原在楚国内政上主张选贤任能,励精图治,企图建立一个理想的如尧舜禹汤时代的社会;在外交上则主张联齐合纵,对抗强秦的连横。由于怀王疏远了他,屈原这些正确的主张都未能实行。怀王是个昏庸的君主,在秦惠王的离间和诱惑下,接连上当,断绝了和齐国的联盟关系,结果损兵折将,丢失土地,国势渐渐衰弱下来。秦昭王继位后,提出和楚通婚,约怀王相会,屈原极力劝阻怀王不要再上当。但怀王在其幼子子兰的怂恿下还是去了,结果遭到秦国的武力劫持,死在秦国。怀王的长子顷襄王继位,令尹子兰和上官大夫等人又在顷襄王面前构陷屈原,顷襄王一怒之下把屈原流放到江南。

  屈原晚年在沅水、湘水流域长期过着流放生活,眼看祖国日益衰弱,即将被秦灭亡,自己报效君王的抱负不得施展,忧心如焚,无日可了,写了大量抒发忧愤的诗作,最后在绝望中投汨罗江自尽。

  屈原留在世上的作品有《离骚》、《九章》、《九歌》、《天问》等,《招魂》也可能是他的作品。此外,又有托名屈原的《远游》、《卜居》、《渔父》、《大招》等篇,学者多认为是后人所作。

  陆游,字务观,号放翁,宋代杰出的诗人,也是诗史上最多产的诗人,今集存诗九千三百余首。陆游生活在北宋后期至南宋前期,当时战争不断,百姓苦难深重,江山支离破碎, 陆游的诗歌充分触及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回荡着爱国忧民的激情,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

  他的诗毫无保留地体现了自己的肝胆肺腑。年轻时因触犯秦桧被黜之后,仍保持万里从戎、以身报国的豪情,并一如既往;壮年之后坐卧所思仍是抗战立功、洗雪国耻。这些在他不同时期的作品中都表现的很明显。即使是到了八十二岁的高龄,诗人的爱国热情依然没有一丝衰竭,直至临终时,还写下来耀照千古的绝唱——《示儿》,表露出念念不忘祖国统一的一片丹心。

  陆游满怀对理想的执着和追求,而现实社会却使他的理想难以实现。于是诗人便通过发挥充沛的想象,或运用独特奇妙的夸张,淋漓尽致的表达了现实中无法实现的雄心壮志。陆游的诗中,还有不少篇章韵致翩翩,风采流溢,恰似画轴,有如乐曲,描绘了祖国山河的美好,抒发了对生活的热爱。

  他的诗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艺术上也很有成就,陆游早年曾从江西派诗人曾几学诗,后来,陆游否定了这个阶段的成果,改学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岑参等人,他们的人格和诗格使陆游叹服不已、推崇备至,他以其创作实践,剔除了江西派留下的积弊。南宋后期诗人刘克庄评价陆游“近岁诗人,杂博者堆队仗,空疏者窘材料,出奇者费搜索,缚律者少变化。惟放翁记问足以贯通,力量足以驱使,才思足以发越,气魄足以陵暴。南渡而后,故当为一大宗。”

  陆游的诗歌创作,植根于现实生活,基本特征表现为现实主义,同时许多诗中又洋溢着浪漫主义精神。陆游语言造诣很高,风格简练自然,一方面由于内容的扎实,感情的充沛,诗人本无须专意于字句的雕琢,另一方面为了把主旨表达的清晰通畅,使作品富有感染力, 诗人也很重视在语言的锤炼上精益求精,追求新意,读起来亲切感人。

  陆游的诗个体兼备,古诗豪健,律诗精工,绝句小诗,情趣盎然;他七绝被人誉为“诗之正声”;而七律则被推崇为“诗家之能事毕,而七律之能事亦毕。”他的诗不仅在当时,也给后世的诗坛以深刻的影响。梁启超在《读陆放翁诗》中写道“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诗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更是把陆游的诗用来鼓舞民族的斗志。

  辛弃疾(1140-1207),南宋词人。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出生时,山东已为金兵所占。二十一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与苏轼并称“苏辛”。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任职期间,采取积极措施,招集流亡,训练军队,奖励耕战,打击贪污豪强,注意安定民生。一生坚决主张抗金。在《美芹十论》、《九议》等奏疏中,具体分析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对夸大金兵力量、鼓吹妥协投降的谬论,作了有力的驳斥;要求加强作战准备,鼓励士气,以恢复中原。他所提出的抗金建议,均未被采纳,并遭到主和派的打击,曾长期落职闲居江西上饶、铅山一带。

  晚年一度起用,不久病卒。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南宋上层统治集团的屈辱投降进行揭露和批判;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艺术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热情洋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与苏轼并称为“苏辛”。辛词继承了苏轼豪放词风和南宋初期爱国词人的战斗传统,进一步开拓了词的境界,扩大了词的题材,几乎达到无事无意不可入词的地步,又创造性地融汇了诗歌、散文、辞赋等各种文学形式的优点,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形成了辛词的独特风格。辛词以豪放为主,但又不拘一格,沈郁、明快、激励、妩媚,兼而有之。他善于运用比兴手法和奇特想象,对自然界的山、水、风、月、草、木都赋予情感和性格,并有所寄托。他还善于吸收民间口语入词,尤其善于用典、用事和引用前人诗句、文句,往往稍加改造而别出新意。但也有些作品因用典、议论过多而显得晦涩、呆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声家为变调,而异军突起,能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吴衡照《莲子居词话》说:辛稼轩别开天地,横绝古今,论、孟、诗小序、左氏春秋、南华、离骚、史、汉、世说、选学、李、杜诗,拉杂运用,弥见其笔力之峭。”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等均有名。但部分作品也流露出抱负不能实现而产生的消极情绪。有《稼轩长短句》。今人辑有《辛稼轩诗文钞存》。

  辛弃疾是“一世之豪。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范开《稼轩词序》)。和陆游一样,是南渡后坚决主张北伐恢复的代表人物。他还能用以民为本的思想看待北伐事业,他说:“恢复之事,为祖宗,为社稷,为生民而已,此亦明主所与天下智勇之士所共也,顾岂吾君吾相之私哉!”(《九议》)他还能用战略家的眼光,根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提出抗敌救国的三原则:“一日无欲速,二日宜审先后,三日能任败。”(《九议》)

  辛弃疾虽没留下系统明确的文学主张,但从一些词句中也能看出他的一些文学倾向。他说:“今古恨,几千般,只应离合是悲欢?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鹧鸪天》)说明他不但重视文学作品的感情作用,而且强调文学应反映重大的社会内容。又说:“诗在经营惨淡中”(《鹧鸪天)》,“诗句得活法,日月有新工。”(《水调歌头》)说明他提倡严肃的写作态度。又说:“有意雄华泰,无意巧玲珑。”(《临江仙》)说明他特别推崇豪放风格。他还对陶渊明在静穆恬淡之中带有一股兀傲不乎之气深表推崇。这种审美情趣也直接影响了他的词风。

  爱国将领吉鸿昌1895年,在河南省扶沟县吕潭镇一家吉姓小茶馆的后院,诞生了一名男孩,取名鸿昌。对于鸿昌的父亲吉筠亭来说,添人增口是件喜事,可又多了张吃饭的嘴。吉鸿昌好不容易熬到了18岁,恰恰冯玉祥在河南招兵,于是他便报名参军,从此开始了他一辈子的戎马生涯。吉鸿昌自幼即以岳飞、文天祥等为心目中的英雄,所以在行伍中他待人诚恳,吃苦耐劳,恪守军规,勇敢善战,以致有“吉大胆”之称,他率领的部队则号称“铁军”。到了1930年,也就是吉鸿昌35岁那年,被提拔为国民军第22路军的总指挥。当时正值北伐战争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虎视眈眈,可是借口“攘外必先安内”,拼命剿杀。这时吉鸿昌奉命攻打鄂豫皖苏区,他在前线化装成小炉匠进入苏区,亲眼见到的真实情况,觉得茅塞顿开,并为自己立定了目标:“投错了门路,就拔出腿来!”于是准备率部起义。不料蒋介石得到密报,很快解除了吉鸿昌的兵权,以“考察”的名义将他驱逐到国外。

  就在吉鸿昌出国前夕,9·18事变发生,他听到这一消息“发指眦裂”,声泪俱下地说:“国难当头,凡有良心的军人都应该誓死救国!”坚决要求留在国内,与日本帝国主义血战到底。但蒋介石无动于衷,依然逼令他出国。满怀悲愤的吉鸿昌无奈,只好在上海下榻的旅馆墙上,留下了“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诗句,一明自己的心志。赤心爱国的吉鸿昌在美国受尽了民族歧视,有人告诉他,你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以受到礼遇。吉鸿昌怒不可遏,说:“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为此,他特意做了一枚木制胸卡,上面用英文写着:“我是中国人!”而且随时随处佩戴,直面那些看不起中国人的人,用中华民族的自尊向美国的种族歧视挑战。吉鸿昌在国外到处宣传抗日,一次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他:“日本有飞机大炮,中国凭什么抗日?”他拍着胸脯愤然回答道:“我们有热血,有四万万人的热血。中国人的愤激已经达到了极点,莫不抱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誓愿牺牲一切,为生存而战!为真理而战!”到了古巴首都哈瓦那,正值那里的华侨集会,纪念孙中山诞辰65周年,他应邀在会上做了慷慨激昂的抗日讲演,听罢许多人热泪盈眶,一位华侨高声说:“吉将军,你快回国,把军队整顿起来吧,我们一定作你的后盾!”吉鸿昌听罢激动地说:“我一定不辜负同胞们的热望,誓死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说罢泪如雨下,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河山!”这时,到场的侨胞也放声痛哭,高喊:“牺牲一切,奋斗到底!”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吉鸿昌闻讯提前回国。船到上海,他见到日本军舰正在攻打吴淞炮台,而的军舰却不还一枪。吉鸿昌在甲板上顿足高呼:“放炮啊!放炮啊!”然后对周围的人说:“看!我们的数百万同胞就在那炮火里!”言迄失声痛哭。到了南京,他再次向蒋介石请缨抗日;可是蒋介石却让他在上海办实业,他愤懑至极,抗议说:“我是军人出身,军人的天职是卫国杀敌,不是发财!”爱国无门的吉鸿昌只好采取独立行动,潜至湖北发动旧部起义,蒋介石派兵追击。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吉鸿昌进入苏区;后由苏区至上海,再由上海北上天津。不久即与中国在天津的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并于1932年11月加入了中国,从一名旧军人转变为伟大的战士。为实现抗日救国的誓愿,1933年5月吉鸿昌变卖家资,购置武器,联合了爱国军人冯玉祥等,在张家口组织起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发表“外抗暴力,内除国贼”的声明,并一度收复了张家口以北的大片土地,把日伪军队赶出了察哈尔省。其间他即兴作诗说:“有贼无我,有我无贼。非我杀贼,即贼杀我。半壁河山,业经改色。是好男儿,舍身报国!”天津各界抗日联合会得到抗日同盟军胜利的消息,立即派人赴前线慰问。后来,由于蒋介石想方设法破坏抗日同盟军的爱国行动,致使吉鸿昌因弹尽粮绝而失败。

  吉鸿昌潜回天津后并不灰心,又在天津组织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在法租界花园路5号家中的三楼,购置印刷设备,印刷出版宣传抗日的刊物《民族战旗》,后来又改名《华北烽火》、《长城》,继续从事抗日活动。

  然而蒋介石并未因此而放松对吉鸿昌的迫害,严令特务机关不惜一切手段除掉吉鸿昌。这时的吉鸿昌处境已十分危险,党的地下组织要他撤离;但吉鸿昌考虑到有许多工作还要在天津继续进行,于是先把家眷转移到英租界的牛津别墅,自己则居住在法租界国民饭店或惠中饭店。1934年11月9日,特务勾结天津法租界当局,在国民饭店刺杀吉鸿昌未遂,乃将他逮捕。先由法国工部局引渡到天津警察局,旋押往河北蔡家花园51军的军法处。审讯时吉鸿昌正气凛然、义正词严地说:“我抗日,是打鬼子、救中国!我作地下工作,是为中国人民求解放!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想用审讯吓住我,你们想错了!”

  几天后,吉鸿昌又被解到北平旃檀寺陆军监狱,蒋介石密令将他就地处决。11月24日军法官到狱中向吉鸿昌宣布判处死刑的命令,吉鸿昌神态自若,他向监刑官索要纸笔,给妻子胡红霞写了一封遗书,安排身后:“红霞吾妻: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人终有死。我死,你也不必过伤悲,因还有儿女得你照应。家中余产,不可分给别人,留存教养子女等用。我笔嘱矣。小儿还是在天津托喻先生照料上学,以成有用之才也。家中继母已托二、三、四弟照应教〔孝〕敬,你不必回家可也……”

  行刑前,39岁的吉鸿昌以地作纸,枯枝为笔,写下了一首感天动地的绝命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然后喝令执行官:“给我搬把椅子来!我为抗日而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倒在地上。”他坐定以后,又喝道:“我为抗日而死,一生光明磊落,不能在背后开枪!”执行官问他:“那你打算怎么办?”吉鸿昌厉声说:“在我面前开枪!我吉鸿昌要亲眼看着你们是怎样把我打死的!”然后高呼:“中国万岁!”“抗日胜利万岁!”这样一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抗日民族英雄,没有死在日本人的枪口之下,而是死在了民族败类手中,引发了我们太多太多的历史哀痛与沉思。

  如今,坐落在花园路的吉鸿昌烈士故居已成为天津市的文物保护单位;在吉鸿昌诞辰100周年之际,又在故居对面的一块泰山石上树立起吉鸿昌将军跃马横刀的青铜雕像。这一切,作为我们民族的灵魂和骄傲,将永远永远地保存下来,供世人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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