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中高考作文素材 关于爱国的名人事例 今年主

2020-01-08 19:19栏目:爱国的名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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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当代杰出的科学家中,有三位姓钱的人物: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人称“三钱”。他们都是出国留学后,怀着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回来的。其中钱学森的经历最为惊险。

  钱学森在美国度过了20年,在航空科学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成为有名的火箭专家,为美国的军事科学做出了贡献。1949年,他得知新中国成立了,非常兴奋,决定回国参加建设。可是美国方面敌视中国,怕钱学森回国对他们不利,就千方百计地阻挠。美国海军次长还恶狠狠地说:“我宁肯把他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他知道的太多了,一个人可顶五个师的兵力!”于是,美方无中生有,说钱学森是中国间谍,把他逮捕关押,后来虽然释放了,可又遭到严密监视。

  钱学森没有屈服,向美方提出严正抗议,回国的决心更大了。他在家里放好三只小箱子,准备随时启程。后来在中国政府的过问下,被美方扣留了5年的钱学森终于在1955年搭乘轮船回国了。他来到广场,兴奋地说:“我相信我一定能回来,现在终于回来了!”

  钱学森回国后,为我国导弹和航天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是最有声望的科学家之一。

  革命家陈天华,在日本留学时,听到沙俄军队侵占满洲,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又要同沙俄私订丧权辱国条约的消息后,他悲愤欲绝,立即在留学生中召开拒俄大会,组织拒俄义勇军,准备回国参战。

  回到宿舍后,咬破自己手指,以血指书写救国血书,在血书里陈述亡国的悲惨,当亡国奴的辛酸,鼓舞同胞起来战斗他一连写了几十张,终因流血过多而晕倒,可嘴里还在不停地喊:“救国!救国!”

  别人把他救醒后,他坚持把血书一份一份装入信封,从万里迢迢的日本寄回国内。读到的人无不感动。

  1912年严复担任北大校长之职,此时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观走向成熟,开始进入自身反省阶段,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复归。他担忧中国丧失本民族的“国种特性”,他认为会“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此谓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出于这样一种对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忧虑,严复曾经试图将北京大学的文科与经学合二为一,完全用来治旧学,“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这一行为在当时称得上用心良苦。

  父亲为施一公起名“一公”,意在希望他长大后“一心为公”,这个名字也对施一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90年,施一公到美国一流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留学。出国前,施一公不喜欢称自己是河南人,到美国后他发现,有时候中国在美国的形象,就如同河南在国内的形象,被误解。于是,施一公开始“保卫中国”,看到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歪曲报道,他就会尝试解释,给报纸投稿,阐述自己的观点。

  在学术领域,施一公同样出色。1997年4月,还未完成博士后研究课题,施一公就被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聘为助理教授。9年之后,他成为学校分子生物学的领军人物和国际著名结构生物学家。

  2008年,40岁的施一公拒绝了1000万美元的科研经费,选择回国担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开展自己的事业。当时他已是普林斯顿大学生物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他是我们的明星,我觉得他完全疯了。”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教授罗伯特·奥斯汀说。《纽约时报》也在名为《逆势而上——中国吸引海外科学家归国》一文中讲述了施一公的故事。

  回国时,施一公在给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信中写道:我回到清华,对普林斯顿大学的贡献会比身在普林斯顿大得多。我希望将来能进行更多的学生交流活动,希望美国优秀的人才在年轻的时候能在中国待上一段时间,真正了解中国。

  施一公认为现在是中国科技发展的最佳时机,他说:“如果只是做学问的话,我肯定不会回来。我回来,就是要改变大环境。”

  2015年,施一公率团队解析了超高分辨率的剪接体三维结构,被业界称为近30年来,中国在基础生命科学领域对世界做出的最大贡献。

  老革命家吴玉章,年轻时东渡日本留学。1904年元旦,因清朝末年中国贫弱,日本人看不起中国,在悬挂的万国旗中,故意不挂中国国旗。为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吴玉章挺身而出,代表留日学生向学校当局严正提出:必须立即向中国学生道歉并纠正错误,否则,就要举行罢课和绝食以示抗议。学校当局在中国爱国留学生的强大压力下,只得认错道歉。

  明朝末年,清兵入侵中原,并很快挥师南下。这时驻守扬州督师是史可法,他誓死守城,以悬殊的兵力苦苦抵御。清军想招降他,就把扬州城团团围住,并接连几次给他送招降书,他看也不看就丢进水中。这时外援断绝,总兵和监军副使又率兵投降,城中形势万分危急。旧城西门十分险要,史可法亲自去守城。他还给母亲和妻子写了绝命书,决心以身殉国。过了两天,清兵进逼城下,炮击扬州城的西北角,城被攻破。史可法举刀自刎,但被部下死死抱住,部下簇拥着他出小东门,此时清兵涌至,他被俘了。被俘后,他大叫:“我就是史督师!”清兵马上杀了他。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的租界也沦为日寇占领地。暨南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郑振铎夹着讲义急匆匆进了教室。坐得满满的教室鸦雀无声。郑振铎先生热泪盈眶:“大家知道,今天我给你们上的中国文学史是最后一课,我们是中国人!”讲课开始了,一分一秒显得格外的沉静。不幸的时刻终于来临,当时针指向10点30分时,太阳旗插进了校园。“现在下课!”郑先生挺直了身体,作了立正的姿势。郑先生在“最后一课”上所表现出的崇高爱国之情,感染了千百个后来者。

  1830年11月,费列德利克·肖邦(波兰作曲家、钢琴家)决定到外国深造,为祖国争光。出发前,朋友们为他举行了一个送别晚会。肖邦满怀感激之情,接受了朋友们赠送的装满祖国泥土的银杯,表示永远不会忘记可爱的祖国。

  肖邦辗转于维也纳、伦敦、巴黎等地,通过他的艺术活动,增进西欧人民对当时正在受难的波兰人民的同情和了解。可是,在辗转流离的生活中,他得了重病。 1849年秋天,肖邦临终时告诉从华沙赶来的姐姐,波兰反动政府是不会允许把他的遗体运回华沙的,他要求至少把他的心脏带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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